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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军事科学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两个策略》等几本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塞进挎包，并喃喃道：“扔不得，扔不得，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

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旁的毛泽东：“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

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视之为珍宝，甚至重于生命。

红军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已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兵，他随身携带了一百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珊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出几大捆书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世上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

长征中的书籍，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

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

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成仿吾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远景；徐特立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戈，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作者：左立东）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