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尽管“原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的日记，2020年一度火得一滩糊涂，但如果评选中国最著名的一本日记，恐怕还得算是《蒋介石日记》。方女士的日记只记了60天，而蒋公的日记记录1915年-1972年半个多世纪的事情。

不过，如果但就记载时间来看，还要算《周作人日记》的时间跨度更大，从1898年2月18日、直到1966年8月23日，整整记68年半。

周作人，原名櫆（kuí）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biāo），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是鲁迅（周树人，文学家）之弟，周建人（生物学家）之兄。

1919年8月，鲁迅以3675元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三进四合院，周家一家人也相继搬进了这座四合院。这时候，周建人没有工作，经济上全靠两位兄长支持。而这个时期的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讲究气派、爱慕虚荣，花钱大手大脚。

鲁迅的学生、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说过一件事情：“他（指鲁迅。如去注）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介绍见下行文字

后排左起周建人、鲁迅、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周建人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周作人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鲁迅自奉甚俭，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

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

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说，台静农曾经对他说起过兄弟失和的起因。“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虽然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去了上海。这样，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

羽太信子的性格可是相当泼悍。周建人举过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被押上法庭的周作人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1935年于北平

许多人喜欢从深层原因分析周作人沦落为汉奸，都觉得羽太信子有直接而巨大的作用。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

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

也是在1941年，周建人之子、年仅20岁左右的周丰三，因为伯父周作人的各种亲日、媚日行为而感到不齿，在伯父周作人面前饮弹自尽。

周作人也是周丰三的姨夫。因为，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在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后，被释放。

出狱后的周作人，说的刻薄一点、活的就像是一条蛆虫。为了讨生活，他不得不把他和鲁迅早年的逸事拿出来贩卖。生活的窘迫使他的日本太太整天吵闹不休，有人看见白发苍苍的他们撕打在一起，满地翻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北京病逝。据称，他是在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