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相较于周朝，显得是一个后来者。在社会形态上，它比周朝落后了不少。当周朝大致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时，楚国的首任君主——熊绎，仍然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徘徊。《左传·昭公十二年》里，右尹子革回忆起楚灵王曾提到，熊绎的先祖曾居住在荆山，开辟了荒草丛生的道路，身穿破烂衣物，骑柴车，跋山涉水，艰苦地生活、劳动，致力于服务周天子。那时，熊绎就像是一个部落首领，亲自参与每一项艰难的劳动，因为在那个时期，社会分化尚不明显，财富和地位的差距还未显现，甚至部落的酋长也无法免除体力劳动。 在熊渠的治理下，楚国发生了快速的转变。熊渠继承了西周的制度，并且通过学习这些制度，带领楚国逐渐崛起。到了熊渠统治时期，楚国的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长，并且积极展开了对外扩张。《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得到了江汉之间人民的支持，率兵征伐周边的庸、杨、粤等部落，最终征服了鄂国。他不仅借鉴了西周的分封制，还实行了类似的土地与民众分配政策，将征服地区的治理安排给了他的儿子们：熊渠把长子熊康立为句亶王，次子熊红立为鄂王，最小的熊执疵则成了越章王。这些政治安排，让他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扩张后的领土。 然而，随着周厉王的暴虐，熊渠为了避免过度的暴政，主动放弃了王号，暂停了楚国的分封制度。实际上，熊渠并未完全废除分封制，只是选择放下王号，暂时调整了国政。熊渠去世后，他的长子熊毋康早逝，剩下的两个儿子在争夺父亲遗产和权力的过程中爆发了剧烈冲突。最终，次子熊挚红被杀，而熊挚红的后代逃亡他地，建立了夔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中，夔国的人对于被责备不祭楚国先祖的事情作出了解释：我们夔国的祖先熊挚因生病而死，鬼神不保佑他，他只能逃到夔地，因此我们已失去楚的继承权，怎么还会去祭祀它呢？这说明了夔国与楚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政治遗产的断裂。

除了熊渠的儿子们，熊严的后代也发生了类似的权力争斗。《国语·郑语》有记载，熊严的四个儿子，伯霜、仲雪、叔熊、季询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叔熊最终逃亡到了濮地，采用了蛮族的生活方式，而季询则因一场政变占据了上风。由此可见，楚国实行分封制所带来的权力纷争，早已开始显现出其不稳定的副作用。 在周平王东迁的背景下，楚国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制度。楚武王在公元前741年继承敖位后，为了避免西周分封制所带来的风险，设立了县制。这一制度标志着楚国开始在治理上进行创新，避免了权力过度分散。楚武王通过克权的方式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势力，尤其是在权国一带，采取了特殊的行政手段。 最初的县制并不完善，楚武王的改革还处于试探阶段。他任命斗缗为尹，代表他治理被征服的地区，这一举措并没有将地盘分封给他，而是通过任命一个官员来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管理。这里的尹是指拥有权力的官职，这一官职象征着权杖与治理权的结合。

楚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很有特色。特别是灭国为县的做法，极大地减少了叛乱的风险。当楚国征服一个国家时，除了杀死该国的君主外，往往还会将其贵族迁往楚国的内地，或是给予政治上的软禁。这使得楚国在处理战争与征服时，能有效地削弱地方贵族的潜在威胁。例如，楚国征服息国时，楚文王采用了以食入享的策略，成功消灭了息侯。而对蔡国的处理则更为严厉，楚子在宴请蔡灵侯时，将其醉酒后处死，并且滞留蔡国的高级贵族。 在对待同宗、亲族国家时，楚国的态度则显得相对宽容。像夔国、顿国、胡国等楚国的亲戚国，楚国并未采取激烈的措施，只是将其君主或贵族迁往楚国内地，而非采取灭国的手段。 进入战国时期，楚国的县制已经变得相当成熟，地方管理逐渐完备。楚国的县公，由楚王任命，不再世袭，这样的改革避免了地方权力的过度集中，减少了因世袭导致的贵族垄断问题。然而，春秋后期的局势却让这一制度暴露出一些隐患，县公在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下，往往会借助兵力发动政变。楚国内部的县公如申公斗克、白公胜等人，在权力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背后，往往有着强大的地方武力作为支撑。

春秋时期，楚国迅速崛起的原因，核心之一就是它的县制。而战国时期，楚国的衰落，也和这一制度的某些弊端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县公在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成为了楚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