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对于官员贪腐问题的重视程度几乎无人能及，他对贪官的惩治之严酷，更是让人心生寒意，甚至可以说残酷得令人发指。

朱元璋晚年曾在与大臣刘伯温的谈话中提到，人生中诸般恶行，他最痛恨的，便是贪污。这并非无缘无故。他出身贫寒，自幼在民间磨难中长大，曾深受官府欺压。凤阳县的县令只知敛财，不问政事，在那场突如其来、又无法避免的瘟疫中，他失去了父母，被迫流离失所，饱尝艰辛与饥饿。

他曾对孙子建文帝说，即便身为天子，步入暮年的自己，每每回想当年，那袋本该发给百姓的赈灾粮，竟被无良的地方官私吞，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哀嚎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横陈的饿殍像影子般挥之不去，使他寝食难安。历史上虽有刘邦等起家低微的皇帝，但没有一位像朱元璋那样，亲历如此苦难。正因如此，他对贪官的痛恨也就不难理解。

因此，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对贫苦百姓格外优待。他算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心怀民胞物与的深情厚意。这一点，绝非表面功夫，后世所称他残暴，不过是有意忽视了他的这一面而已。若从民生角度审视朱元璋，他对百姓的疾苦并不高高在上，而对贪官，他则毫不留情。他的治官手段，几乎动用尽所有酷刑，以威慑、以警告。历史上从未有皇帝如此矛盾又极端地施行惩治。

朱元璋打击贪腐之残酷，令明初官员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明代开国至洪武十九年，仅二十年间，因贪污受贿而被杀的公务员高达数万人。当时的中国十三省，从朝廷到府县，几乎难有官员能安然退任，大部分人都被绞杀。

而朱元璋的惩治手段，不仅数量惊人，其方式更令人震惊。鞭刑、剥皮、群众举报，手段各异，触目惊心。《醒贪简要录》中记载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当年明月评论说，朱元璋时代的官员生活如同地狱，惶惶不可终日，早晨醒来，不知是否能安然回家，甚至满门抄斩随时可能降临。 官员上朝时，常需对父母妻子泣不成声，大堂中甚至早已准备好棺材，以防一去不返。更荒诞的是，贪官走进审判厅，发现审判官自身也带着镣铐，戴罪审判，审完还要接受上级同样戴罪审判的审查。这种制度与手法，可谓举世罕见，令人哭笑不得。

然而，即便朱元璋将肃贪推向极端，他的努力仍未能根治腐败。高压之下，贪官依旧层出不穷，春风吹又生。洪武十七年，政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一年后，六人被杀，戴死罪或流徙者三百五十八人，全军覆没。显而易见，朱元璋虽拼尽全力，却未能以高压手段产生真正震慑。其死后，大明的腐败问题非但未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成为王朝衰亡的隐患之一。 那么问题便出现了：朱元璋如此严苛，为何治贪不成？历史学者黄云眉等人早有分析：朱元璋的理念、政策制定与执行均存在问题。他过于乌托邦地幻想一个完全纯洁的王朝，人人无私欲，个个勤劳，要求过于理想化。这种道德主义般的严苛，只能在海瑞般的圣人身上实现。 对于明代官员而言，他们许多并非存心贪腐，也非不惧惩罚，而是出于生计所迫，不贪根本无法维持生活，甚至可能饿死。明代官员的薪酬极其微薄，以县太爷为例，仅七点五石粮食，即约三百斤，供养全家与随从，包括师爷、厨师、守卫等，全都得从这有限的粮食中支出。 如此微薄的薪酬，如何维持生活、养家糊口、参与公务应酬、招待宾客？几乎不可能。连海瑞买两斤猪肉都能成为轰动城内的大新闻，可想而知，明代官员若仅靠死工资，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饥寒交迫之下，冒险贪腐，几乎是生存之必然。 朱元璋规定，贪污六十两以上者皆诛杀，全国上下因此哀鸿遍野。历史告诉我们，肃贪绝非一味高压就能奏效，而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套妥协的艺术。必须有科学方法、合理机制，并顺应人性，方能真正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