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尘封百年的晚清民初老照片，没有宫廷的繁华滤镜，没有文人的刻意美化，一刀剖开那个风雨飘摇时代最真实的市井众生相，每一张都颠覆认知、直击人心！

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民初北京雍和宫，这并非四位八旗子弟，而是“僧俗四人”的合影。

左侧三人身着传统长袍、头戴瓜皮帽，是典型的旗人装束，右侧一人身着藏传佛教僧袍，应该是是雍和宫的喇嘛。

这张照片是清末民初活跃在市井中的钱商（也叫“钱串子”“钱贩子”），他们的工作是在市场上兑换铜钱和银两，肩扛的是用绳子串起来的成吊铜钱。

他肩上盘绕的是一吊吊的铜钱，每串约1000文，称为“一吊”。在当时，铜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而银两多用于大宗交易，钱商的工作就是在两者之间兑换，赚取差价。

他们并非“财大气粗”，这些铜钱只是他们的“工作道具”，这些钱商看似与大量钱财为伴，但这些钱都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在为生计奔波。钱商的利润微薄，主要依靠频繁的小额兑换和对银钱比价的敏锐判断，是当时商品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张照片由美国地质学家托马斯·张伯林于1909年在四川考察时拍摄，大片种植的白色花朵，可能是当时某种草药。

照片中的母女衣着破旧，孩子赤脚，表情麻木，这正是晚清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1909年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大量良田被用来种植药材，外国摄影师的到来，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被时代遗忘的瞬间，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盛世”之下，底层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

晚清底层百姓老照片中，成年男女的布鞋鞋帮磨破、鞋底磨穿，脚趾头露在外面，鞋面上布满了颜色各异的补丁，有的甚至是补丁上再打补丁，孩子们则普遍光脚，这不是个例，而是那个时代贫困生活的普遍缩影，照片大多由晚清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或商人拍摄。

晚清至民国初年，两名从蒙古草原来到北京贩鹰的商贩，用扁担挑着数十只猎鹰，这些鹰被固定在特制的鹰架上。他们身后是简陋的土坯房和堆放的柴草，这很可能是他们在进京途中落脚的地方。清代宫廷内务府设有“鹰鹞处”，专门负责收缴、驯养鹰鹞，供皇帝行围打猎。蒙古的“鹰户”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大量猎鹰，也可以用鹰来折抵赋税。

这些来自蒙古草原的猛禽，是当时北京八旗子弟和达官贵人追捧的“玩物”。其中最名贵的是“海东青”，一只甚至可以折抵数十两白银的赋税。

到了清末，随着八旗子弟的奢靡之风盛行，对猎鹰的需求大增。蒙古的鹰贩子便通过张家口等关口，将大量猎鹰贩运到北京，在东四牌楼等地的鹰市出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晚清至民国初年，北京明十三陵神道旁，巨大的石雕是明十三陵神道上的石骆驼，属于石像生的一种。这些石像生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年），原本是皇家威严的象征。

照片中的农民牵着一头驮满杂草的毛驴，在当时，附近的村民会进入陵区打柴、放牧，这张照片拍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此时，清朝国力衰微，明十三陵早已失去了皇家禁地的威严，陵区内杂草丛生，无人管理，成为了附近村民放牧、打柴的场所。

这张照片是晚清时期一张典型的富裕家庭全家福。妻子身着传统的镶边袄裙，头饰精致，面容姣好，是晚清大家闺秀的典型形象。丈夫身穿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神态沉稳，符合当时富商的气质。幼子穿着华丽的小礼服，坐在特制的儿童椅上，被置于中心。

照相术在晚清属于“奢侈品”，最初只服务于宫廷和权贵，后来才逐渐在沿海城市的富裕阶层中普及。这家人能拍全家福，说明他们属于少数能接触并消费西方舶来品的社会上层，拍摄一张照片需要四两银子，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或是一桌丰盛的酒席。因此，能拍全家福不仅是“时髦”，更是家境殷实。

19世纪70年代，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在上海拍摄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贩的真实形象。

她是一位以售卖扫帚等日常用品为生的流动小贩。从她破旧的衣衫、变形的鞋子和略显疲惫的神情，可以看出她生活的艰辛。

她一手抱着竹制扫帚，另一手提着一个竹篮，里面可能装着其他小商品。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在威廉·桑德斯的“森泰像馆”内摆拍的。为了满足西方市场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猎奇需求，摄影师会雇佣底层民众作为模特，精心布置场景，然后将照片制成明信片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