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年春，孙坚率军攻入洛阳，面对董卓焚毁后的废墟，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看到这一切，他命人清扫了皇帝的宗庙，并举行了太牢祭祀。所谓的太牢，指的就是用三种牲畜来进行祭祀，虽然这类祭祀在古代是极其重要的礼仪，但具体的三牲种类却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猪牛羊，也有人说是马牛羊，或许是因为朝代、地区、时令不同所致。 这个祭祀，似乎为孙坚带来了某种象征性的回报——传国玉玺。很多人当时或许都认为这是天意的恩赐。那么，孙坚所获得的到底是不是传国玉玺呢？它有什么特征？在流传过程中，它是否曾经历过什么波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一、孙坚的玉玺** 关于孙坚得到玉玺的过程，颇为神秘。在《吴书》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这段话，几乎像是神话故事。如果真有五色气，从张让作乱到孙坚进入京城，时隔一年多，这一切难以藏匿，但也不全无可能。毕竟，甄官井这个地方本身就与陶土制作相关，甄指的是陶工。所以，难道会不会是因为井中的陶土尚未烧尽，产生了异样的光芒呢？又或者，可能井中正巧有一个陶工，他怀有玉玺，并且恰巧掉入井中……这个想法，确实有些离奇，但似乎在某些电视剧里，导演们就这样编排情节。

裴松之曾经指出，《吴书》中的编者韦曜等人，或许是想借玉玺来抬高孙坚的形象，觉得他具有帝王之相，却反而事与愿违，因为私藏玉玺显然是背叛之举。我赞同裴松之先生的观点，尤其是在他对后半句的看法上。忠臣藏匿玉玺，的确有其合理性。毕竟，在当时汉朝动荡的情况下，交出玉玺意味着它会落入谁的手里，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而孙坚这时能持玉玺，或许也是他的忠心所致，毕竟将其交给其他人，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至于所谓的帝王之相，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借用玉玺来证明。要知道，曹丕在即位前，曾有黄龙现身谯地，这种情况便足以证明他具有帝王之象。而吴人曾言孙坚母亲梦见肠子绕门，邻家大妈都认为这是吉兆，这些便已足够。这些并不是需要通过传国玉玺这样明显的象征物来证明的。 最为关键的是，《吴书》明确记载玉玺上的文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四方呈圆，纽部交错五龙，然而却少了一角。既然这些特征如此明显，那我们可以着手辨别真假。 **二、真正的玉玺** 若记载无误，那么孙坚所得到的玉玺，大概率是真的。至少可以确认它是汉朝时期传下来的那一枚。然而，它是否就是最初的和氏璧呢？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因为最早的传国玉玺如今已经遗失。按常理推测，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蔺相如完璧归赵时的和氏璧。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命人将和氏璧雕刻成玉玺，丞相李斯篆刻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跟孙坚所得的玉玺文字相符。但在公元前219年，嬴政遭遇风浪时，竟然将玉玺抛入洞庭湖，以为这样能祭祀河神，结果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让玉玺永远沉入湖底。 八年后，某使者夜行时，碰到一人手持玉璧并拦住了使者，声称这是遗滈池君，经鉴定确实是当年的玉玺。这让人不禁怀疑，洞庭湖的玉玺究竟有多难找？如果是匠人精神支持的潜水冠军，他能成功捞出玉玺吗？不过，也有可能这块玉玺其实是假的。可能是在八年时间里，别人找到了一块类似的玉，并篆刻了相同的字。再者，可能当时的嬴政故意用圣物重归的方式来迷惑众人，将玉玺重新归还。 无论真相如何，最终这枚玉玺被刘邦接手，并成为汉朝的传国玉玺流传下去。而且，从《应氏汉官》和《皇甫世纪》中的记载来看，刘邦的玉玺上刻的字竟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与裴松之的看法一致。 **三、两汉的玉玺** 西汉末年，王莽在上位后，曾要求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玉玺，结果她脾气火爆，将玉玺摔在地上，导致其螭角破损。王莽无奈，只能用金子修复，玉玺因此留下了最为明显的特征。玉玺的不祥象征，也源于王政君的一句质疑：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 从那时起，玉玺便被视为不祥之物。然而，王莽被杀后，玉玺经历了数次易主，最终流传至刘邦手中。在汉朝皇室的磨难中，玉玺却依旧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直到张让逃亡时，玉玺最终丢失。 然而，孙坚所得到的玉玺却一直没有太多疑点，且其中的一些特征与历史记载完全吻合——金镶螭角和篆刻八字。只是，孙坚之后的故事，便充满了波折。传国玉玺在之后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的失落与流转，从袁术到徐璆，再到冉闵和蒋干，直到东晋时期，它才最终失去踪迹。

无论如何，孙坚所得的玉玺，大概率是汉代的传国玉玺，而是否与秦王嬴政最初的玉玺相同，我们便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