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历史总是与世界史交织在一起。拿我们的历史教材来说，从欧洲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到美洲大陆的建国与南北战争，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每一段世界历史都能在书中找到踪迹。说实话，我们的历史记载总体上还是相当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忠实史实的史学家留下的篇章——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真实记录历史的精神，让我们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了高度的真实性（当然，偶尔有些热爱夸张叙述的学者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教材时，却发现他们描写中国历史的方式各不相同，甚至充满偏颇和奇特的解读。

在美国，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与当今世界的关联》中，约1000页的篇幅里有60页涉及中国历史。中国的历史在书中被穿插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讲述。除了没有记载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且将唐朝大诗人李白误写成李伯，其他主要历史事件和年代基本与我们的教材一致。然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教材一贯含糊处理，从未明确说明台湾属于中国，这种模糊化的叙述显然带有政治考量。

英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过去的教科书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历史，直到2000年左右，初中教材才开始增加中国历史的内容。在有限的篇幅中，中国的发明占了两页，其中重点提到邮递系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八百里加急。课文写道：在13世纪，中国有出色的邮递服务。皇帝享有最佳的服务，可靠的使者骑马为皇帝送信。每隔几公里换一匹新马，一天可行进四百公里。第二等信件由信使步行送信，五里一站。有趣的是，教材还引用了乾隆的一句话，但经过翻译后带了浓厚的英国口吻：欲与本帝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野蛮异邦，不只英格兰一个。试想诸国若都仿效英格兰的行为，要本君主赐予土地以做贸易，本君主岂能同意？而乾隆的原话本意是：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来京，岂能一一听许？

印度教材中，对中国的描写集中在历史和政治两类教科书里。比如，高三政治学课本《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写道：中国人喜欢喝茶，有抽鸦片的习惯，但这一恶习正在逐渐减少。中国人穿长衫和裤子，生活方式非常简朴，而语言却异常复杂。这种描述明显带有刻板印象，褒贬参半。 俄罗斯的《世界文明史》对世界各国文明的介绍非常精选，但中国篇幅最大。第四章古代中国开篇就写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完整保持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这简直是个奇迹。从商代开始，教材对古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做了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而科举制度则被特别强调，大加赞赏。教材写道：难怪古代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在古代的中国精神文化一章中，俄罗斯教材指出：欧洲和中东的古代文明因宗教、社会或政治的重大变革而产生断裂，而中华文明则例外：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天下’总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从不盲目模仿，也不轻易吸收外来经验。书中还写道：中国人在亲人面前，包括自己面前，都极有责任感，明白自己无权做出辱没祖先之事。因此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极为发达。

日本的历史教材则更为复杂。清朝时期的教材相对客观，但自清末以后，尤其是近现代史的描写充满问题。高中《世界历史》教材中，把杀害大量无辜的中国人轻描淡写为杀害了大部分中国人，且常常刻意呈现日本为受害者的形象。 至于韩国，情况则更加离谱。比如，对1636年清国为解除后顾之忧而对朝鲜发动的丙子虏乱，教材中写道：清国抓捕了数十万朝鲜战俘，其中许多是女性，女性战俘被带到沈阳供满清贵族娱乐，然后再以高价赎回。赎回的女性回到朝鲜后，社会不予接纳，被迫处于被抛弃的境地。在以烈女不更二夫为道德规范的朝鲜社会，这些女性几乎无地自容。此外，韩国教材还声称宋代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失传，是韩国人民进一步推广并创造了金属活字印刷。更有甚者，把李白、屈原、孔子等历史人物说成是韩国人，荒谬至极。 总的来看，美国和英国教材对中国的描写褒贬参半，印度偏向贬义，俄罗斯则高度赞扬。日本早期教材相对客观，近代史则明显有偏向，而韩国的教材则充满夸张和歪曲。细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史学家，似乎更像是小说编撰者，而非完全忠于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