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31日

中国航天史上的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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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331”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了利用卫星进行通信的要求，卫星研制部门也开展了相应的预先研究。

但是，受那个年代影响，工程进展缓慢。直到一封《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件，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前。

信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1974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做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

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周总理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上批准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呈报毛主席批准。

至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终于落地，代号“331工程”。

堪称奇迹的测控方案

1984年，首颗试验通信卫星要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首颗试验通信卫星从起飞到同步定点，需历经停泊轨道、同步转移轨道、准同步轨道，正常飞行60多万公里，跟踪时间长达十多天，控制复杂，不但要求数据需求量大、计算准确度高、操作实时性强，而且要求控制精度更高。

这给负责卫星测控工作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有了考验怎么办？迎难而上！

1981年8月，国防科委任命陈芳允为测控系统总设计师。在陈芳允牵头组织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新研制的测控设备就运往了测控站。

测控设备有了，计算机系统运算能力不足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为了引进更高性能的计算机，国防科委外事局邀请日本专家参观并进行技术交流。日方专家参观计算机房后表示“用这样的计算机完成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任务是不可能的”。同时，借口“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拒绝了我有关引进方案。

要完成测控任务只能靠自己。该中心测控专家郝岩带领团队人员另辟蹊径，提出用速度较高的“320”计算机承担控制计算任务，用稳定性较好的“717”计算机承担与各个测控台站的数据交换任务，以4机串联的方式提升测控稳定性。

最终，该方案奇迹般地满足了卫星测控需要。

卫星发射前

有人写了遗书

用于首颗通信卫星发射的火箭是新研制的长征三号，是我国首次使用液氢液氧低温燃料的火箭。执行发射任务的，是首次投入使用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时任地下指挥所指挥员的李联林，任务之一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

这是一种面对风险无畏生死的决绝。

新火箭、新技术、新发射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未曾参与其中的我们无法体会，但事后的首飞失利，告诉了我们航天发射任务的高风险。

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托举着东方红二号缓缓升起，卫星没能到达预定的地球同步轨道。

靠着无数人的这份决绝，短短70天后的4月8日，长征三号又一次点火起飞，随后广播里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火箭分离正常，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

1984年4月16日，东方红二号卫星成功定点。

第二天，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许多市民早早地守候在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前。晚上7时，激动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联播》，而在此之前，收看同样一段节目，却要等上整整7天。

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

电话接通后，张爱萍扔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大声说：“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幽默地说：“我这就派人给你送过去！”

“331工程”的故事

随着时光流淌已渐渐泛黄

但“通天盖地”的征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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