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发现山岩父系部落》4-3：白玉县长羊泽的1939
清朝之后的民国时期，关于山岩的资料显得尤为稀少。然而，前不久，我看到了一张当时的照片，让我重新关注到与山岩有关的这位内地人。这位人物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民国时期关于山岩最具价值的资料之一。
这张照片我是在一本新书《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系列》，2003/1）中看到的。照片的摄影者是孙明经先生，他当时正参与内地大学组织的西南科学考察，并在实地进行拍摄。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1939年的某一天，白玉县县长羊泽站在县府门前，神情略显疲惫。这位曾经的军人下意识地以稍息姿势站立，凝视着镜头，面容坚毅而严肃。那个年代，照相机出现在距离成都1000多公里的白玉藏区，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六十多年前，连最富裕阶层的人也无法轻易拍照，照相几乎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 照片的背景是简陋的衙门。最显眼的是牌匾上用藏汉文写着的白玉县政府字样，牌匾下的政府大门非常小，看起来与普通藏族人家的门没有太大差别。门的左边，站着一位藏族警卫，手持枪械，正好奇地望着镜头；门的另一侧，一位背着水的藏族妇女匆匆走过。 县衙看起来就像如今许多藏式建筑一样，墙面斑驳不堪。警卫身后的墙上，挂着县政府各部门的小牌子。羊泽身着戎装，身上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张照片拍得极为专业，应该是使用三脚架拍摄的。由于曝光时间的原因，背水的妇女呈现出一种模糊却充满动感的画面，显得恰到好处。天赐的好照片，在我看来，足以传递出一种不可言喻的历史韵味。 照片上的文字描述是后人补充的：白玉县的县太爷面容威严，尽管他的‘衙门’看起来有些寒酸。从这张照片来看，羊泽确实是一位严肃的人，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印象。然而，六十多年后，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再回头看这张照片，我越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位和蔼的老者，也许只是那种在恩威并施中保持威严的人。照片中，藏族警卫的笑容和背水妇女在最接近县府门口的地方闯入镜头的瞬间，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猜测。 与羊泽相比，同年孙明经先生所拍摄的德格县长则显得幽默许多：德格县长像古代的将军，他有一面旗帜，上面大写着‘范’字，他一定是走到哪里就把旗插到哪里吧？1939年的山岩，乃至白玉，生存条件极为艰难，农业生产中仍广泛使用木制农具。而在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出版的《白玉县志》上，羊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能吏，为白玉做出了突出贡献。县志中还详细记载了他的事迹，成为其中人物篇幅最长的一个部分。 羊泽（1890-？），字治安，汉族，崇庆县人。中学结业后，他考入中央军校驻川军需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后，他历任军需处长、军需主任。大白事件发生时，他随军进入康区。民国26年（1937年），羊泽被任命为白玉县长，直至民国31年（1942年）离任。 羊泽担任县长时，白玉正处于多年的战乱与贫困之中，民生困苦。白玉的经济几乎无法支持任何改革，人民贫困，县里没有可以调动的资金。然而，羊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废除无偿劳役，严禁额外徭役，打击高利贷，推动经济发展。他还在当年五月建立了农事试验场，引进了优良的农种和农具，为改进耕作方式提供支持；七月，他恢复了学校并要求各村派学生上学；九月，他还派公务员试办金厂。 不久之后，西康建生委员会下令停办金厂，但羊泽却因地理环境的荒废，人民的逃亡，和急需恢复经济而多次上报，最终使得白玉的采金业得以发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给百姓们开辟了一条致富的道路。 孙明经拍摄这张照片时，羊泽已49岁，担任白玉县长的日子只剩三年。 羊泽对当地风土民情非常感兴趣。1939年11月24日，他主持成立了县文献委员会。次年，他出巡山岩，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调查，深入了解山岩的历史、现状、生产、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并写下了《山岩调查记》，在《康导月刊》上发表。这篇珍贵的调查文章如今仍不可得，遗憾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