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唐代的爵号制度中，亲王和国公的称号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印记。一般而言，亲王的爵号为二字组合，由地名与王字构成，而这些地名在唐代大多来源于州名或古国名。

在唐前期，亲王的爵号倾向于沿用古代诸侯国的名称，比如秦王、晋王、赵王、吴王、越王等，其首字通常取自古国名，而非州名。换句话说，当时的爵号更强调对历史文化的承袭与尊重。玄宗时期之前，也偶有以州名入王号的情况，如泽王上金、豫王旦、岐王隆范等。泽、豫、岐这些字在古代并无相应的诸侯国，但唐代有泽州、豫州、岐州，因此可以断定其取自州名。

而到了玄宗时期，他的诸子被封为亲王时，多数冠以州名，例如庆王琮、郢王瑛、忠王玙、棣王琰、鄂王瑶、荣王琬、光王涺、永王璘、寿王瑁等。可以看到，从玄宗时期开始，以州名为亲王王号的现象愈发普遍。

不过，唐代的州名与古国名存在大量重合，这就给理解亲王爵号带来一些复杂性。一类情况是州名直接来源于古国名，并且地域大体相符，如曹州与曹国、许州与许国、陈州与陈国、鄂州与鄂国。另一类情况是州名与古国所在位置相距甚远，如梁州与梁国、江州与江国、夷州与夷国、英州与英国等。这种情况使得在判断亲王王号中的地名究竟指州名还是古国名时，增加了难度。

例如唐高宗长子李忠，在显庆元年被废为梁王，同时授梁州都督。梁究竟指的是唐代的梁州，还是先秦的梁国呢？再比如玄宗时期及其后的肃代，楚王俶、越王係、雍王适、韩王迥等王号，是指古代的楚国、越国、雍国、韩国，还是唐代的楚州、越州、雍州、韩州呢？显然，玄宗朝以后，亲王王号中可能存在州名与古国名并用的现象。胡三省在对顺宗一次封亲王的注解中曾提到：此所封诸王，或以古国名，然多以当时州名。

在九等爵制中，国公一级显得尤为特殊。北周时期，国公成为正式的常设爵位，此前并无系统化的国公称号。那时的国一级爵位多以某公称呼，如魏公曹操、晋公司马昭，也存在郡公、县公、乡公等称呼。北周建立后，国公一爵正式出现，并被隋、唐沿用。不过在唐代，有时某国公中的国字会被省略，简称为某公。

国公爵号的命名多取自先秦古国，隋、唐两代的国号往往来源于开国者的爵号，并与封授的国公对应古国有关。例如唐朝的国号唐，源自李渊称帝前承袭其父祖唐国公的爵号。唐国原为商代祁姓诸侯小国，据传为陶唐氏尧的后代，其治域在今山西中部至南部地区。学者张国刚在《唐代官制》中指出，唐代前期的封爵有时带有美称，如李靖封卫国公、李勣封英国公，但书中未作深入论证，这一观点主要为后世学者沿袭。 杜文玉也有类似看法：封爵也有取美称的，如高力士封齐国公，其籍贯却在岭南潘州。王丽梅进一步补充道，部分大宦官如鱼朝恩、骆奉先、仇士良等，其爵号为韩国公、江国公、楚国公，大多采用古国名作为爵号，自然带有美称意味。然而笔者认为，不应笼统地将冠以古国名的国公一概视作美称。国公一爵取自先秦古国名本就常见，例如李靖、李勣在封卫国公、英国公时，同时兼领濮州、蕲州刺史，其所辖治域与先秦的卫国、英国有所重合，这反而可作为这些国号确有历史依据的佐证。

现代人或许会根据字面产生联想，如英国公的英令人想到英才豪烈，卫国公令人联想到保家卫国，齐国公让人联想到整治国家。然而实际上，这些爵号本质上仍是古国名，而像韩国、江国、楚国等更是单纯古国名，无明显赞美意味。

本文主要探讨唐代爵号前半部分地名的选取逻辑。在讨论郡望入爵之前，有必要先区分贯与望。望可单独使用，也可组成郡望、姓望、地望等，郡望多指中古世家大族经过代代积累形成的聚居地。仇鹿鸣指出：中古士族郡望一般以郡名+县名+族名构拟而成，其郡名、县名多循两汉之旧，以显示家族渊源。但实际书写中，县名常被省略，郡望多以郡名+姓氏呈现。

贯亦可单独使用，也可组成籍贯、里贯等，通常指家族或家庭的居住地，并纳入户籍系统。一个人的郡望与籍贯可能一致，也可能分离。若二者不一致，如岑先生所述，远祖居于甲地，但因家族迁徙至乙地长期定居，甲地为郡望，乙地为籍贯，郡望与籍贯由此产生分离。 在唐代，士族门阀观念盛行，一些人仍以郡望标榜自身，使郡望与籍贯杂糅不清；另有些人完全与某郡望无关，却为抬高身份，伪造世系，给后人判断谱系带来困扰。崔珍烈考察隋唐本籍地封爵现象，并附有《唐代本籍地封号一览表》，研究显示，唐时期以本籍地封爵和封号占总封号数约24%。 唐代门阀士族可获得含其郡望的封号，如博陵崔氏封爵者受到博陵郡公等；非门阀寒微家族则通过冒称郡望获得粉饰身份的效果。李明指出：中古时代封爵最高境界是以郡望入爵，河东汾阴是薛氏唯一郡望，唐代所有薛姓皆为河东汾阴人。他举例，薛绍封平阳县开国子，其女封万泉县主，这些县都属宝鼎县（今山西万荣县）附近，可见封号设计并非随意。 唐代以郡望为爵号，不仅凸显世家大族出身，也适用于改名换姓的宦官和胡人。如高力士、杨思勖初封时冒姓，其爵号渤海郡公、虢国公皆对应其姓氏郡望所在。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人，封陇西郡王，陇西是李姓大郡望。但并非出身某郡望就必授该郡名，如高士廉封义兴、许国、申国公，渤海蓨县与其爵号无关。 另一方面，并非郡望地名仅授予本姓，如彭城号大多授刘姓，但京兆万年人韦凑也获彭城郡公；弘农号大多授杨姓，但京兆礼泉人刘世让也获弘农县男。这些实例显示，唐代爵号与地名的选择既有制度化逻辑，也存在一定灵活性与社会操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