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历的最终消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其被废除的原因，却远非单一。对于这一历法的废除，虽然拿破仑以科学依据作为理论依据，但这不过是他用来掩饰更深政治动机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远不仅仅是所谓的科学不符。

共和历被废除，一方面是因为当政者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不可忽视的缺陷。首先，关于共和历的科学性，罗姆等学者的报告指出，共和历的新年开始于秋分日，而秋分的日期每年并不固定，这意味着共和历的日期安排是相当不稳定的。大多数历法，如格里历，通常是依照分日和至日来推算日期，这种理论上的日子在一年中的日期相对固定，但共和历的不规律性使得它的问题愈发严重，尤其是其中的闰年安排也无法像其他历法那样规范。

德朗布尔曾向罗姆提出了这一问题，建议对共和历进行修改。于是，罗姆提出了修改的方案，但随之而来的争论几乎让这一提案陷入停滞。众多反对声音，使得修改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任何变动都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最终使得共和历的新年依然从秋分日开始。共和历的修改计划因此在共和国第三年的牧月告吹，而罗姆也在此后被捕，并最终自杀，这一改革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共和党人高估了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误判了法国人民的信仰状态。尤其是在18世纪，宗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民众有绝对的控制力。罗伯特·贝克研究发现，路易·西蒙和路易·梅内特拉这两个法国工匠，在星期日的做法上存在显著差异。路易·西蒙，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将星期日视为宗教节日，必定会参加礼拜仪式；而梅内特拉，作为一名不信教的巴黎工匠，则仅将星期日视为休息日，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尽管梅内特拉不信宗教，但他仍会按照星期日休息的惯例生活，这说明星期日休息不仅仅是宗教的安排，也深深植根于社会习惯之中。

共和政府忽略了这一点，未能分清宗教信仰和社会习惯之间的区别。尽管反宗教运动试图消除这一差别，效果却微乎其微。更为严重的是，共和政府在推广共和历时，缺乏系统的推广理念和执行机制。政府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旬日制的推广上，却忽略了教育的力量。如果当时将资金投入到公共教育，或许会让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这一新思想，取得更好的效果。

然而，这些原因虽然重要，却并非致命。真正让共和历走向灭亡的，是那种理性的旬日制。罗姆等人原本希望通过推行旬日制，取代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星期制，但结果却引发了无法预料的强烈反弹。国民公会原本意图打破旧有的传统，却在无意间为长期与传统和宗教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共和历的新设计，最初缩短了人们的休息日数量，令许多人感到不适。这种一周工作9天的安排，虽然最初只是要求政府人员遵守，但很快便通过高压手段强制推行到民众中去。 在恐怖时期，政府以爱国主义为名，强制实施旬日制。特派员和雅各宾党虽然极力推行，但民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反抗异常激烈，传统的懒散习惯更是让政府的政策难以有效执行。一些地区甚至开始同时保留星期日和旬日，这种双重制订反而滋生了惰性，降低了生产效率。随着恐怖统治的结束，旬日制的强制性逐渐放松，除了政府人员外，其他民众可以恢复旧有的作息习惯。

不过，仅仅两年时间，大部分民众便对旬日制失去了兴趣，直到1795年，督政府才再次强力推行。为了使这一政策能够贯彻，督政府甚至强制要求所有工人和农民根据旬日制重新安排市场和集市。然而，由于督政府未能有效建立强大的行政体系，尤其缺乏忠诚的政治俱乐部的支持，许多地区的政策执行十分松懈。唯有在图卢兹等一些忠诚的共和党控制的城市，法律才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执行，而在其他地方，乡村居民则通过各种方式巧妙地规避了法律。

督政府未能成功将旬日制推广至全国范围。此外，政府试图将星期日礼拜活动强行转移到旬日，导致了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许多民众认为，新历不仅没有实质的益处，反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最初督政府希望通过旬日崇拜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但由于资金不足，活动逐渐变得枯燥乏味，失去了吸引力。到1799年，旬日仪式只在少数大城市中成功推行，而在农村及其他地区则基本停滞。

最终，督政府对神职人员的不断打压以及将传统礼拜转移到旬日的做法，激化了天主教的愤怒，也让共和政府的形象在民众心中大打折扣。尽管政府希望通过培养公民崇拜来巩固政权，但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失败。无论是共和2年，还是督政府，最终都未能摆脱过于执着于新历法的局限，而忽视了民众几百年来的生活习惯。

共和历作为当时政府的象征，最终却被其本身所累。政府为了推广这套历法，实施了极为严苛的劳动制度和对宗教活动的打压，结果导致民众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尽管当初创立共和历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理性且不受迷信影响的时间体系，但实施过程中不断遭遇反对，最终证明这一初衷并未实现。

拿破仑废除共和历，除了出于政治目的——宣告共和政权的终结，也在于这套历法根本不适应法国人民的生活需求，它没有为民众带来任何实质性好处。尽管如此，共和历依旧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阶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了那一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维多利亚·萨尔杜的剧作《热月》和左拉的小说《芽月》，便来源于共和历的灵感，而它那种狂热主义的氛围和米制系统，也一直吸引着历史学界的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