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在每个朝代都有，只是形式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朝中晚期的牛李党争，宋朝的党争，明朝的党争……历史的长河中，这类现象屡见不鲜。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和利益，冲突在所难免。然而，如果要论最有趣、最耐人寻味的党争，宋朝的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宋朝的党争有一条奇特的规则——不管政治诉求如何，骂就对了。因为宋朝是文人的时代，文人多话自然多。统治者又专门设立谏官制度，借助台谏来制衡权臣。无论文官们怎么唇枪舌剑，即便骂了皇上，也不会遭受惩罚。因此，宋人的文人气焰异常高涨。文人的愤懑积攒久了，抑制不住，便倾泻在对异己的辱骂之中。而且宋朝的文人无一不是文学大家：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王安石……这些人不仅位高权重，写起诗文来攻击对方，更是别有风味，许多作品流传至今，成为后人品读的佳作。

对比唐朝牛李党争，本质上是门阀士族与寒门科举士子的利益与理念之争。牛李双方的政治主张鲜明而不可妥协：从对待藩镇割据，到处理回鹘、吐蕃的关系，再到宦官专权及佛教僧侣、冗官冗吏的治理，两党各执己见，针锋相对。宋朝的党争则完全不同：总结起来就是喜欢结党、排挤、标榜和攻击。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争论，趣味十足，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争上一番，几乎没有绝对是非，只有意气之争。 以王安石变法为例，他一方推行新政，另一方反对，但在反对派内部，又互相攻讦。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这些反对者彼此并非同党，却各怀心思，相互指责。至于政治理念，倒成了次要，意气之争才是核心。

宋朝党争之所以戏谑，关键在于统治者的纵容。宋朝皇帝深知前朝权臣肆虐的危险，因此以台谏制度抑制权臣，加重皇权。苏轼曾言：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意思很明白：言论自由，谏官无罪。哪怕骂了皇上，也只是让皇帝微微不悦；若言及江山社稷，那便是宰相的过错。 这种环境催生了宋朝士大夫务名高、好持苛论的风气。他们追求名声，喜欢起哄，久而久之形成了群众心理；他们挑剔苛论，彼此无法容忍，于是妒忌和排挤接踵而来，结党、排挤、标榜和攻击，几乎成了每个人的习性。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都因党争遭到贬谪甚至生命威胁，但相比前朝，宋朝士大夫的命运已算宽松。试想若遇上始皇帝、汉武帝或唐太宗，谁能容忍他们如此言辞放肆？

在这种风气下，恭维同党便高过天，毁骂异党则如禽兽不如。观察宋朝历史，我们常产生错觉：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齐聚一堂。戏曲里潘美、杨业、王安石的形象被固化，一眼便分忠奸，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白脸不一定是奸，红脸也不一定是忠。司马光骂王安石为奸贼小人，但王安石真的就是小人吗？未必。 王安石的诗写得精妙，司马光则编纂《资治通鉴》，于是旁观者误以为司马光是政治家，王安石只是文学家，其实王安石才是宋朝真正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因此招致众怒。司马光写诗讽刺王安石：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苏轼也作诗讽刺：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可早年王安石与苏轼关系尚佳，但因变法，几乎所有文人都加入了攻击之列，苏洵亦在《辨奸论》中将王安石骂为大奸贼。文辞尖锐，可见憎恨之深，但两人之间并无深仇实怨，这不过是意气之争，政治主见反倒次要。 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党争对政局危害巨大。宋神宗一死，旧党复起，王安石被罢相，变法被废，宋朝随之陷入困局。王安石主政时期，宋朝在对外军事和国内治理上都显示出大一统王朝的潜质，可惜变法中断，历史机遇错失。 宋朝之所以把王安石骂得一无是处，一是意气之争盛行，无关政治是非；二是变法触动利益，旧交也联合反对。站在王安石一方的，除了宋神宗，再无人支持。自古变法者无好下场，商鞅、吴起皆以身殉法。若反对者真因政治主张不同，王安石必被置于死地。变法被废，王安石保全，充分说明反对者不过意气之争，并无真正是非。

宋朝党争之祸，起于宋真宗时期。王钦若与寇准互相排斥，后世常把寇准视为君子、王钦若视为小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澶渊之盟是寇准主张签订，辽军来袭时，寇准主张亲征，王钦若主张迁都。真宗采纳寇准意见，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王钦若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主张封禅雪耻，寇准不反对，亦上书献符瑞，可见争论并非真正政见之异。 真宗末年启用寇准为宰相，刘皇后管事后罢相启用丁谓；仁宗继位，又罢丁谓，用王曾，继而用吕夷简为相。欲启用夏竦为枢密使，范仲淹攻击其奸邪，仁宗不得已启用杜衍，双方互相指责。欧阳修曾撰《朋党论》。仁宗时期，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不久被罢，杜衍复任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击其婿苏舜钦与王益柔，杜衍再次罢相，富弼、范仲淹、欧阳修辞职。王拱辰得意：一网打尽。夏竦复任宰相。 到了英宗时期，发生濮议事件，这是宋朝士大夫起哄最严重的一次。仁宗无子而逝，英宗即位。次年，关于尊奉生父濮王典礼的问题，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贾黯主张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下令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士大夫起哄至极，纯属社会风气所致，争的已无实质意义，只为争而争。 神宗时期，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