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地理位置独特，处在英格兰的第一道防线，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这使得它成为外部势力入侵英格兰的理想跳板。如果能够控制威尔士，不仅可以增强英格兰的防御，还能为未来的战争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减少人力与财力的消耗。然而，威尔士境内的许多边区领地却使得其管辖权呈现严重分裂，逐渐脱离了英格兰的控制。这种分裂的局面更加复杂的是，威尔士的传统法律、边区法律和英格兰法律并行不悖，给了许多罪犯可乘之机。

早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英王便意识到了威尔士边区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削弱地方领主的特权，但这一举措却激怒了许多领主，甚至有领主因此反对爱德华一世征服苏格兰。威尔士的状况本就比较脆弱，它的软弱使得边区力量难以遏制，最终导致威尔士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这种局面逐渐威胁到英格兰的安全。

威尔士的动荡可分为三个主要表现。首先，威尔士爆发了多次叛乱，直接威胁到英王的统治。从1287年到1292年的马瑞多得叛乱，到1294至1295年的卢埃林叛乱，再到1400年至1415年的欧文·格林杜尔叛乱，这些叛乱多出于两大原因：一是领主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或野心，挑战英格兰的权威，扩大自己在威尔士的影响力；二是随着大量英格兰移民进入威尔士，文化、法律的差异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威尔士人对英格兰的抵触心理也越来越强烈。

其次，威尔士的叛乱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还与威尔士的军事传统和尚武精神密切相关。12世纪晚期，学者杰拉尔德在《威尔士风物志》中写道，威尔士人常常把劫掠和偷盗视为正当行为，虽然在战斗中他们可能被击败，但往往容易陷入混乱、崩溃的状态。从13世纪开始，威尔士大量民众被召集参战，参与与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威尔士的武力倾向。吟游诗人通过作品歌颂战士精神，激励了年轻一代投身战争。到了15世纪，威尔士退役士兵已成群结队，而他们往往无法安定下来，更多选择卷入内战和叛乱，而不是从事贸易等更为稳定的生计。

格林杜尔叛乱对英格兰的威胁，是威尔士历次叛乱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格林杜尔是卢埃林·格鲁菲德的侄孙，自封为格温内斯王国的继承人，并主张威尔士独立。格林杜尔的主张迎合了14世纪末期民众对黑死病、战争与社会动荡的强烈不满，他的呼声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游吟诗人将格林杜尔描绘为预言之子，宣称他将带领威尔士走向解放。此时，部分乡绅也因对英格兰的压迫感到愤慨而加入了叛乱。

格林杜尔还巧妙地利用了法国与英格兰的矛盾，与法国结盟，使法国参与到叛乱中，进一步扩大了威尔士问题的国际化。然而，失去了法兰西与苏格兰的支持后，格林杜尔的独立梦想逐渐破灭，叛乱最终被镇压。尽管如此，这场叛乱不仅对英格兰的税收造成了严重打击，还削弱了王室的权威。与此同时，英格兰临近的郡区也在叛军的劫掠下遭受骚扰和摧残。

格林杜尔叛乱最为关键的影响是，它深刻改变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认知。这场叛乱加剧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猜忌与不信任，同时对社会秩序也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叛军肆意掠夺威尔士的民众、教堂与修道院，破坏了威尔士的传统土地制度，也削弱了教会的力量。民众对社会秩序的悲观情绪，持续蔓延至爱德华四世的统治时期。即便如此，威尔士贵族中真正支持格林杜尔的家族却并不多。 在亨利八世的统治初期，英格兰的对外政策接连失误，威尔士的社会秩序急剧恶化。在威尔士的动荡中，不乏像莫德威红匪一样的反抗力量，他们抵抗都铎王朝的统治，愈加触动了英格兰的神经。1529年，里斯·托马斯的后裔里斯·格拉法德爵士与南威尔士首席法官沃尔特·德弗克斯爵士因矛盾而产生冲突。格拉法德被指控密谋帮助苏格兰国王谋取英格兰王位，并以此为条件要求获得威尔士亲王身份。尽管证据并不足够，但由于格拉法德代表了在威尔士西南部有着强大势力的里斯家族，亨利八世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最终将其处死。

格拉法德的处决并未削弱里斯家族在威尔士的影响力，反而激化了地方的反抗情绪。153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威尔士民众对里斯家族及其威尔士公主玛丽公主的同情，整个威尔士与英格兰的关系逐渐疏远。同年，爱尔兰的边区领主因不满英格兰的政策而进行反抗，亨利八世与周边贵族的关系日益紧张。为了加强对威尔士的控制，亨利八世开始怀疑位于边境的贵族正在密谋叛乱，对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强硬态度进一步激化了这些地区的反感。 因此，当1534年卡马森爆发叛乱的流言传出时，尽管这一地区并未真正爆发叛乱，亨利八世依旧做出了强硬回应。频繁的叛乱反映了地方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到英格兰的利益。由于英王长期对威尔士的治理缺乏关注，地方领主逐渐发展出个人势力，威尔士的叛乱屡次发生，造成的威胁愈发严峻。仅仅依靠军事镇压已无法消除威尔士的潜在威胁，英王被迫更加关注威尔士的深层次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