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第四任国王钱弘倧刚继位不到半年，就把九十多岁的老权臣胡进思恨得牙痒痒。他先跟心腹内牙指挥使何承训偷偷商量，想把胡进思赶出朝廷，后来又找了内都监使水丘昭券合计这事。水丘昭券劝他：“胡进思在朝中根基太深，党羽到处都是，想收拾他可不能急，得等合适的机会，千万别仓促动手！” 这话其实说得特别在理 —— 钱弘倧要是真不听劝硬来，胡进思说不定真就束手就擒了；可他要是听进水丘昭券的话，好好安抚胡进思，等对方放松警惕再找机会一击致命，也不失为好办法。偏偏钱弘倧是个没主意的，一直 “犹豫未决”，结果把事儿彻底办砸了：何承训直接倒戈跑去给胡进思告密，胡进思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钱弘倧不仅丢了王位，还被软禁了起来。而忠心进谏的水丘昭券，也因为这番话被胡进思记恨，最后惨遭杀害，成了权力斗争的冤魂。

要说这水丘昭券，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吴越国的国戚，因为首任国王钱镠的祖母和母亲都姓水丘，所以凭着这层关系入朝为官。在第三任国王钱弘佐在位时，他就已经是个有勇有谋的能臣了。当时内都监程昭悦招兵买马、私藏兵器，还跟江湖术士来往密切，钱弘佐想杀了他，半夜下令让水丘昭券带一千士兵包围程府。水丘昭券却劝道：“程昭悦就是个家臣，他犯的罪得公开审理，按律法处置，哪能半夜派兵抓人呢？” 钱弘佐一听觉得有理，就派亲军在程昭悦府外埋伏，等他喝醉了回家直接逮捕，送到司法部门审判后依法处死。就这一手，让水丘昭券在吴越国上下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后来福州军阀李仁达背叛南唐，被南唐大军围得走投无路，派人来吴越国求救，愿意称臣归附。钱弘佐召集将领们商量，大伙儿都摇头说：“路又远又险，没法救！” 只有专门管军事的水丘昭券站出来反对，他说：“咱们和福州唇亡齿寒，必须得救！” 钱弘佐听了他的话，派三万大军水陆并进驰援福州。可战事打了一阵子就陷入僵局，水丘昭券又建议增派水军，这一下果然扭转战局 —— 增援的水军和守城的士兵里应外合，把南唐军打得大败，杀了一万多人，缴获了几十万件兵器。李仁达也乖乖把福州献给了吴越国。可惜钱弘佐没享多久胜利的喜悦，二十岁就病重去世了，王位落到了弟弟钱弘倧手里。

钱弘倧继位后，李仁达亲自跑到杭州见他，结果被钱弘倧改名李孺赟，变相当成了人质。李孺赟在杭州又怕又悔，为了能回福州，送了二十株金笋和一堆珍宝贿赂胡进思。胡进思见钱眼开，收了礼物就一个劲儿地给李孺赟求情。钱弘倧架不住胡进思的蛊惑，不听水丘昭券的劝阻，不仅让李孺赟回福州官复原职，还亲自在碧波亭为他饯行。可没想到李孺赟一回到福州，就再次反叛，想重新投靠南唐。钱弘倧只好派兵平叛，杀了李孺赟还灭了他全家。

这事之后，钱弘倧就跟胡进思结下了梁子，多次当面斥责他昏庸误国，把自己坑得放虎归山。胡进思表面不敢顶嘴，心里却恨得牙痒痒。其实钱弘倧本来就性格刚硬，继位后就想整顿朝纲，之前已经杀了三个违法乱纪的官员，这事儿本来就打了军方代表胡进思的脸。而胡进思仗着自己是四朝元老，又有拥立之功，老是干预朝政，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有一次钱弘倧检阅水军，赏赐比以前多了一倍，胡进思出来劝阻，钱弘倧当场就火了，把笔扔到水里大喊：“我用我们钱家的钱赏赐将士，还轮得到你管？” 后来又借着问 “一头大牛能出多少肉” 的问题，当众羞辱胡进思曾经是宰牛的，把这九十岁的老臣气得回家对着钱弘佐的牌位痛哭流涕，新仇旧恨加起来，对钱弘倧的怨恨更深了。

君臣矛盾闹到这份上，钱弘倧就想干脆把胡进思赶走，可他又拿不定主意，找何承训和水丘昭券商量时，水丘昭券还是劝他别急。可何承训一看钱弘倧犹豫不决，怕事情败露自己受牵连，直接跑去给胡进思告密。胡进思连夜召集心腹发动政变，闯进王府软禁了钱弘倧，还假传圣旨说钱弘倧得了中风，要把王位传给弟弟钱弘俶。同时，他还下令杀了水丘昭券和钱弘倧的舅舅鹿光铉。就连胡进思的妻子都忍不住质问他：“别人杀了也就罢了，水丘昭券是君子啊，你为啥要杀他！”

其实水丘昭券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钱弘倧想掌权，可也清楚胡进思势力太大，要是硬拼肯定会让吴越国大乱。所以他只能劝国王静观其变，哪怕自己会因此招祸。可乱世里，君子的坦荡往往抵不过小人的算计，水丘昭券最终还是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那个卖主求荣的何承训，后来又想劝钱弘俶杀了胡进思，结果被钱弘俶看穿了他的反复无常，直接下令斩了。说到底，这吴越国的一场风波，都是因为君臣不和、小人作祟，而真正的君子，却只能在乱世中含冤而死，实在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