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诞生，是我党在全面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合作的产物。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经过国共双方的谈判，达成协议，将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广东琼崖地区除外）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的职责是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守卫我党根据地。与此相伴的是，蒋介石希望借此机会加强对抗日力量的掌控，派遣自己信任的将领负责这一部队，而我党也希望确保新四军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的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而实际上，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人。

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何副军长项英会比军长叶挺更为重要。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新四军是国共合作下的特殊部队，肩负着极为重要的抗日任务。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已通过改编陕北红军主力成立了八路军，但对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来说，由于地理和政治等复杂因素，直到1937年10月才得以整编。随着局势的变化，双方对于军长人选展开了拉锯战。国民党方面倾向于派陈诚或张发奎，而我党则希望推举彭德怀或叶剑英等人。由于蒋介石觉得叶挺是一个适合的人选，又能避免激怒我党，最终叶挺担任了军长一职。

然而，尽管叶挺是新四军的军长，但他并非最高领导人。因为此时的叶挺虽然在军事上有过赫赫战功，但他曾是我党党员，且因个人原因脱党长达十年。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叶挺对革命充满忠诚，也未能成为新四军的最高统领。于是，我党决定通过设置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来确保对新四军的领导，而这两个重要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就是项英。

项英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核心领导人，项英拥有非常高的威望。在红军长征前，他在党内已是重量级人物。在中共三大和六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举足轻重。1926至1930年间，他还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务。在中央苏区，项英更是担任过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深受党内信任。

项英的崇高地位，也使得他在新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叶挺曾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且有过与党内长久的联系，但在红军长征后，许多游击队由项英和陈毅领导。为了统一领导南方的武装，党决定留下第24师和地方部队，坚持武装斗争，由项英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通过这一举措，南方红军游击队逐渐成型，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新四军的领导问题，不仅仅是人选的安排，背后反映了国共合作中的微妙平衡。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顾虑，项英虽然在实际领导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军长一职依然由叶挺担任，这体现了双方在战略上的妥协。毕竟，叶挺是一个中立的军事人物，不会引发蒋介石的忌惮，而项英则通过副军长和军分会书记的身份，掌握了新四军的实际控制权。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陈毅的角色也非常关键。陈毅在南方游击队中也有着极高的声望，但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和项英的关系，最终并未担任新四军的高级领导职务，而是担任了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军事才能不可小觑，他的安排也在敌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陈毅不仅在敌后快速发展力量，还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在皖南事变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的代军长，直接成为新四军的军事主官。

项英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而陈毅则继续在军事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陈毅不仅仅是第一支队司令员，他还担任了军分会的副书记，参与了新四军的战略决策。即使在国民党的压力下，项英和陈毅依然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坚强的领导和卓越的军事智慧，为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毅与所部的协作让新四军在敌后迅速发展，源源不断地为军部提供了弹药和军需，甚至让敌人对新四军的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正如白崇禧和顾祝同所说：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陈毅的战略眼光和他的军事成就，证明了他在新四军中的独特地位。 最终，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陈毅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职务，成为新四军的代军长，并在战斗中展现出非凡的指挥能力。可以说，陈毅和项英这两位领导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新四军的发展中各自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两位杰出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