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对于朝鲜英祖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烙印。在本文中，作者通过《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史料的梳理，还原了一个自青年时期起就热衷于读《水浒》、在政治中枢中时常引用《水浒》典故、直至临终前三日还在称之为“三奇书”的国王形象。作者通过考察朝鲜王室的教育制度，指出英祖充分阅读《水浒》的时间应该在19岁出宫到28岁以王世弟身份再入王宫前，这也与18世纪朝鲜接受中国小说的谚解版本、“命读”方式密切相关。即便朝鲜的庙堂文化历来排斥小说、正祖时期一度禁止中国小说输入，但《水浒》依然在潜意识中塑造了朝鲜王朝中后期的治国理念与政治文化。因此，作者进而提出：“中国古典小说在东亚的传播，有时绝非简单的文本旅行，更可能深度参与了异域权力运作与文化构建。”

摘要：朝鲜英祖李昑（1694—1776）是首位明确留下《水浒传》阅读记录的朝鲜王朝君主，《水浒传》的情节、人物被其频繁援引于君臣议政，并实质性地影响到王朝政务处理。李昑的《水浒传》阅读和接受活动，当始于青年出宫期，至临终前三日，长达半个多世纪。在有记录的《水浒传》域外个人接受时长上，可能创造了一个纪录。朝鲜英祖所接受之《水浒传》，应为含有征辽和平方腊情节的百回繁本系统，且为朝鲜文译本，并时常以“命读”这种流行于当时朝鲜上层社会的方式来接受。朝鲜英祖对《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热读，实与朝鲜庙堂文化传统相违，但仍产生了后续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学界已有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还有进一步挖掘阐释的空间。比如朝鲜王朝的中国小说接受者中存在一个特殊群体，即朝鲜国君，由于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他们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接受，不但凸显了个人审美趣味，往往更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王朝政务处理和意识形态构建，引起系列连锁反应，形成立体复杂的传播景观。本文即拟以朝鲜英祖的《水浒传》（后文简称“《水浒》”）接受为例，对相关问题展开考察。

朝鲜英祖李昑（1694—1776），字光叔，号养性轩，在位时期为1724年至1776年，系朝鲜王朝第21代君主。综合《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等朝鲜王朝官修史书来看，英祖是第一个留下《水浒传》阅读记录的朝鲜君主，并且在这位高寿君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生涯里，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记录，成为考察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王室传播的一个绝好样本。

一、议政场域中的《水浒》征引

英祖一朝《承政院日记》，最早提到《水浒传》的，是英祖四年（1728）旧历三月二十二日的一条记载：右副承旨李秉泰曰：“自清州贼变之后，湖西一路，举皆骚扰……”……台佐曰：“彼小丑，何足深虑？不过与水浒用兵样相似……”

按：是年朝鲜党争中少论激进派联合部分南人发动叛乱，意图推翻英祖，叛军于三月十五日攻入清州，进军汉阳。三月二十二日，君臣商议对策，吏曹判书李台佐对答之际随口以《水浒》作譬，认为叛乱者“不过与水浒用兵样相似”。这条记录说明，李台佐这名身居高位的朝鲜大臣读过《水浒》，且默认英祖亦读过《水浒》，知其所云“水浒用兵”为何指。而从《承政院日记》中相关记载来看，英祖对《水浒传》的确相当熟悉，于君臣议政之际，不时主动征引。姑举数例：

（英祖二十年九月十六日）上曰：“每见世道之变，常有欲走之意也。”寅明曰：“此是殿下治心之工未至也。虽寻常宰相之事，犹曰鼻吸三斗醋，人君一日万机，岂无咈意之事乎？”上曰：“虽梁山泊群盗，犹能令行，故能得啸聚。予则身为千乘之君，令不行于其臣，终不入于陶匀中矣。”

这条说的是英祖因其所下政令往往不能被臣子很好贯彻执行，自觉尚不如“梁山泊群盗”，“犹能令行”，故有此感慨。说明《水浒》中所描述的梁山武装的高度组织化，给这位朝鲜君主留下了相当深刻印象。再如：

（英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曰：“蟒牛哨事更读。”……俨曰：“以吴、楚观之，两境相接，后未有不生衅者，一百二十里空广之地，流民入居，则必有作梗之变矣。”……上曰：“卿言是矣。予量之，非但蟒牛哨，栅门外亦然，无官长数百余里，何以制之？殆同梁山泊，化外之民若多，则必将越来于此矣。”

此处英祖君臣所议蟒牛哨一事，背景较复杂。简略说来，就是为防国民越境，朝鲜和清朝一度约定，两国边境地带不可使人居住，但雍正九年（1731），清廷盛京将军一度提出，为禁止鸭绿江入口的朝鲜边民非法采参和渡江，在这些边民采参和渡江常用的莽牛哨设汛，派驻官兵管理，因朝鲜强烈反对作罢。至乾隆十一年（1746），即上引对话发生的前一年，英祖二十二年，新任盛京将军重提此议，且驻屯官兵规模比前任提议大幅增加，并主张建草房二百余间，令兵士开垦沿边荒田各自耕种。此议再次引起朝鲜强烈反应，上述君臣对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展开的。几名朝鲜大臣都提到，如允许在原本空旷的边境地带屯垦，势必引来大批流民入居，将成为朝鲜安全的严重隐患，英祖显然同意这种看法，并联想到《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认为“化外之民”若多，势将引出诸多问题。

就在上述关于莽牛哨的对话发生不久，英祖君臣议论时局时，又发生如下对话：

（英祖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曰：“……今二女人，自彼中捉来，邓邓矶消息可知矣。其地三面环海，一面高山，似梁山泊，而彼人所搜捕者，不过从其外面而抄得略干人而去，若梁山泊酒店主人朱贵、朱保之类矣。”

文中所谓“邓邓矶”，在《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和一些朝鲜文人文集中，亦作“登登矶”，后者在清朝满汉文献中亦出现多次，原为满语地名。此地引起朝鲜君臣关注，其事由据《承政院日记》和《朝鲜王朝实录》相关记载可大致概括为：英祖二十二年三月，朝鲜去年派往燕京的冬至使带回情报，说有“邓邓矶”将入侵朝鲜，引起朝鲜高度紧张，屡屡成为君臣国政议题，并特为派人前往侦探详情，最后大致可知，系一股流民啸聚割据，屡屡与清廷对抗。上述英祖君臣对话，即发生于“邓邓矶”被清廷扫荡的消息传来之后，英祖根据各方汇总来的消息，认为“邓邓矶”割据地形类同于梁山泊，前往扫荡的清军即使有所捕获，亦不过是《水浒传》中梁山脚下酒店主人朱贵这样的外围力量。所谓“梁山泊酒店主人朱贵、朱保之类”，朱保一名固属误记，但“梁山泊酒店主人朱贵”这一活跃的二流角色之名，英祖能随口征引，亦可窥知其对《水浒》之熟悉程度。

不但远在清朝的流民及流民武装能使朝鲜英祖联想到《水浒传》，国内集结议政的儒士，也能令英祖联想到梁山中人。如英祖四十五年（1769），先后有岭南（今韩国庆尚南北道）儒生一千八百人和湖南（今韩国全北自治道和全罗南道）儒生数千人联名上疏，对英祖一些政令举措提出激烈批评，英祖面对集结成一股股反对力量的儒生集团，想到了梁山泊武装：“昔之梁山泊一百单八，今有一千八百之儒，怪矣世道，不可恃矣。”“今者疏录，随其聚会，录于南，录于北，迭录者多，无异于梁山泊聚议，岂儒衣儒巾者所为？”几年后，英祖四十九年（1773），派往饥馑之区赈灾的官员，公然截存赈济粮中饱私囊，亦令英祖联想到《水浒传》：“以斗捧作石，库入以剩，其欲（余）入己，此昔水浒人心也，其时虽此人，犹有舍己心。”在英祖看来，《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每次打劫或攻略州府而归，皆能先将所获大部入梁山公库，而后再分其余，其时虽梁山盗贼，“犹有舍己心”，而今派往赈灾之官员，居然盗贼亦不如，“公然自实”，不禁令人愤慨。

除了上述这类对水浒人物总体特征的宽泛联想，英祖有时还会联想到《水浒》中具体人物情节。例如，据《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五年（1749）十月初七日，英祖在评论朝中一场政争时说道：“予曾见小说，则有醉僧打金光事，醉僧以金光之不言而打之，以为将打己而击之。”此记录中“醉僧打金光”一语囫囵难解，幸而《朝鲜王朝实录》该日有对应记载：“今日论增而并及于爟，正如小说醉僧事也。醉僧以金刚佛之不言而打之，又以为将打己而击之。”两条记载对读之下可知，《承政院日记》中所谓“醉僧打金光事”实即《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对应情节。

类似的例子还有，英祖五十年（1774）七月十四日，81岁高龄病体昏沉的英祖，因不满于众医官医术，下教斥责，并引《水浒》情节为喻，称若严令务必施术见效，众医官必将狼狈而窜。《承政院日记》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记录：

曾见《水浒志》，花荣称少李广，号令官军曰，尔辈亦若此，予当若此。射门排所写将胄象毛而中，一军见此，若渠中箭，掩其腮而高声云。今日局房诸扁鹊，闻此教，必也以两手，掩其腮而走入三厅。

英祖所联想到的，正是《水浒传》中花荣大闹清风寨中对应情节。更值得关注的是，《水浒传》有时还会成为英祖理政之参考，一定程度影响到王朝政治运转。据《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七年（1741）正月初六，君臣间有如下对话：

礼曹判书闵应洙起伏曰：“……第目今关西盗贼肆行，闻捕厅所囚贼徒，亦是三登余贼云矣。”……上曰：“良散中，亦或有知人事识事理者，如《水浒志》梁山泊中，亦有宋江类矣。”……上曰：“……俄以梁山泊事言之矣，宋时花石纲敛怨，小人排布于朝廷，而时君昏庸，故宋江辈因民愁冤，相聚为盗，而其中亦多英豪人矣。予于顷日，亦以监司守令善于怀拊镇安则可化为良民之意下教矣，在上者不能拊摩，则赤子之化龙蛇易矣。”

对话中所谓“关西”，是指朝鲜摩天岭以西地区，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平安道和黄海道北部一带。英祖十七年这里出现所谓“盗贼横行”问题，乃有上述君臣对话。此段对话信息十分丰富，于中既可见出英祖对《水浒传》中梁山聚义及主要人物宋江之看法，亦可见到这些看法如何影响到其应对现实民变时的决策。从上引文字来看，英祖认为之所以有梁山聚义，是因“宋时花石纲敛怨，小人排布于朝廷，而时君昏庸”，即所谓乱自上作，而后才有“宋江辈因民愁冤，相聚为盗”。正因英祖认为《水浒传》中梁山聚义系朝廷压迫所致，故对梁山中人不无好语，对其怀有一定理解和同情。这种理解同情，又对其理政产生一定影响，即面对现实民变时，没有下令严厉镇压，而是教令招抚，“予于顷日，亦以监司守令善于怀拊镇安则可化为良民之意下教矣”。

四年后，英祖二十一年（1745），同样是面对关西地区“盗贼”问题，在英祖与关西审理使李日跻五月二十八日的一场对话中可以看到，在李日跻前往关西之前，英祖亦曾以水泊梁山和晋朝周处故事为例，明确教令招抚：

上曰：“顷日承旨以良民化为强盗为达，而如卿之言，则强盗之中，亦可有化为良民者耶？”日跻起伏曰：“臣辞陛前数日夜席，亲承缕缕之教，若使渠辈闻之，则虽豚鱼之顽，亦庶有孚格之望，而其所以敷扬圣意者，宜莫如文字之晓谕。故辄以一通文，传示列邑，使之揭之街路，使往来者皆得见之。其文字中大旨，皆从圣教中出来者，而不可不一番上闻，故录之于启本之末矣。”上曰：“大体舟贼之说，过矣。卿下去时，岂不以梁山泊及周处事，为下教者乎?”

不过，英祖对《水浒传》中的梁山人物，并非一味同情理解，亦有负面联想评述，如：

（英祖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曰：“顷者城内明火贼事，类同水浒而甚可虑矣。”

（英祖四十年四月初一日）上曰：“今览按核御史状闻，屯民所为无异梁山泊强窃事，虽不与首从，枭示一道其不过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祖几番以许筠为反面教材，言及《水浒传》之负面影响：

（英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上曰：“……顷日亦谕，而筠以《水浒传》教扶安之民,不先以忠义字教之矣。”

（英祖二十三年八月初六日）上曰：“……儒生当使之游于诗书，而怪异之事，则禁之为宜。如许筠读《水浒传》，慕宋江等，自以为有气而卒为凶人，不可不戒也。”

按，许筠（1569—1618）为朝鲜著名文人，于1618年8月牵连到南大门檄文事件，以预谋叛乱罪被处死。许筠受《水浒传》影响，创作了著名小说《洪吉童传》，讲述武艺出群且有高强法术之洪吉童，组织活贫党劫富济贫反抗官府，后脱离朝鲜于某海岛另建理想国之故事。由于朝鲜本属多岛之国，半岛主体之外，周边更有数以千计的小岛，且多为无人岛，因此，许筠《洪吉童传》所描述反抗者于外岛建立理想国故事，对朝鲜王朝统治具有一定现实威胁，故引起统治者高度警惕：

（英祖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命弘烈书之曰：“罪人权极，忘君负国……欲配济州，而此囚有小才，其配海中，若古之许筠，将《水浒志》，教诱岛民，仿效此类……此等大州，其宜审慎……”

从这条记录里可以看到，朝鲜英祖处置臣子权极，将其治罪时，按律原当流放济州岛，但英祖担心“其配海中，若古之许筠，将《水浒志》，教诱岛民，仿效此类”，遂改为流放黑山岛。

上引诸多英祖征引《水浒》记录，按时间排序，分别出自英祖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两条）、二十三年（三条）、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五（三条）、四十九年、五十年。从英祖十七年（1741），至英祖五十年（1774），时间跨度达三十三年之久。从这些记录来看，英祖君臣议政时触发《水浒》联想之语境，非常多样化，隐含的价值评判，也不尽相同。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一个对《水浒传》十分熟悉且喜爱的接受者身上，《水浒传》已深入这个接受者深层认知结构，才会随时因各种事由触发联想。更进一步，《水浒传》甚而成为英祖处理国政之参照，如英祖应对现实民变时，几度教令以招抚手段解决，但同时对《水浒传》可能威胁到王朝统治的负面示范效应，亦相当警惕。因而，朝鲜英祖对《水浒传》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接受，呈现出生动深刻而又斑驳复杂的多重面目。

二、逾半世纪接受历程的起点、终点与环境

英祖五十二年（1776）二月二十六日，在与当时的领议政金尚喆对话间，英祖言及“三大奇书，予常好矣”。所谓“三大奇书”究为何书，在几天后的三月二日《承政院日记》里，可以看到答案：“《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世称三奇书，岂特本书，谚解命读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材料的记录时间。英祖五十二年，实即英祖在位最后一年，也是其生命最后一年，这一年英祖已届83岁高龄。提到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三奇书”的时间，是三月二日，而据《承政院日记》，三月五日，“卯时，大行大王升遐于庆熙宫集庆堂”。也就是说，英祖这次谈及《水浒传》三天后即与世长辞。又据英祖儿媳、思悼世子妃惠庆宫洪氏所撰《恨中录》，英祖去世前几个月，已病势沉笃，时常昏迷妄语。就是这样一位高龄朝鲜君主，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天，在不多的神智清明的回光返照之际，想到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三奇书”。

这就是英祖《水浒传》个人接受史终点时的情形。那么，这个接受史的起点又是什么情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考察一下《水浒传》此前在朝鲜王室流布情况，和英祖少年时教育环境。

现有文献可证，在英祖出生半个世纪前，即十七世纪中叶，朝鲜王室成员间，已有《水浒传》在流传。《承政院日记》朝鲜仁祖十五年，留下了三条跟《水浒传》有关的记录：

（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尚以迎接都监言启曰：即刻上敕使求请《西游记》及《水浒传》，今日未还前觅呈云，而乱离后书册散失无遗，万无觅纳之意云云，则敕使又曰，《西游记》虽不可得，《水浒传》则不可托辞云。

（十一月二十五日）尹晖，以校书馆官员、以提调意启曰：迎接都监启辞内，敕使求请《水浒传》，令本馆广求入纳事，启下矣。所谓《水许（浒）传》，不知何许书籍，而我国曾所罕闻之书，况今兵烬之余，公私书籍，一样荡失，果无觅得之路，此意言于迎接都监，使之善为措辞以对之意，敢启。

（十一月二十八日）金尚，以校书馆官员、以提调意启曰：前日敕使所求《水浒传》，不得觅给之意，曾为启禀，而一边申饬下吏，使之更加闻见矣。即者适得于锦阳尉朴瀰家，持来而考见篇目，多有不帙，此册卷数，初不知其几何，而现存者只此十册，虽不备帙，移送都监之意，敢启。

该年为1637年，即清崇德二年。当年十月，清廷“命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印使朝鲜”，敕封朝鲜仁祖李倧仍为朝鲜国王。十一月，即发生上引《承政院日记》所载清使索要《西游记》和《水浒传》之事。最后朝方终于在锦阳尉朴瀰家，觅得一套《水浒传》残本，送给清使。而锦阳尉朴瀰，正是王室中人。朴瀰系朝鲜第十四代君主宣祖驸马，娶宣祖第五女贞安翁主，论辈分，系其时朝鲜国君仁祖姑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承政院日记》仁祖至景宗二年部分，原帙已于英祖二十年一场大火中尽数焚毁，现今所见之日记，系英祖二十四年后仓促重修而成，重修所得不及原帙三分之一。因此，原《承政院日记》中或有关于此事更多记录，亦未可知，不过上引重修后三条记录，亦足以说明，《水浒传》已进入王室成员家庭。大约二十余年后，朝鲜仁宣王后的一封谚简，更进一步证实《水浒传》已进入朝鲜宫廷。仁宣王后系朝鲜第十七代君主孝宗正室王妃，现今可见其七十封以当时朝鲜文字写就之书信即所谓谚简，在写给其所生第三个公主淑明公主的一封谚简中提到，“《水浒传》明日到后即可送汝”。仁宣王后卒于1674年，因此，综合上引《承政院日记》仁祖十五年（1637）相关记录和仁宣王后此封谚简可知，在十七世纪中叶（1637—1674），《水浒传》已在王室成员间流传且已进入宫廷。

又据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三年（1707）二月十三日，君臣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知事李寅烨启曰：“今番观武才，以骑枪交战落点云，武士辈枪技不熟，枪刃交举之际，必多致伤之患，何以则为好乎？”上曰：“今若去其锋刃，一人衣白，一人衣黑，交马之后，以白黑决胜负则好矣。”寅烨曰：“此事见于《水浒传》，当依此为之矣。”

这是卷帙浩繁的朝鲜王朝实录里，极为罕见地提到《水浒传》的一条记录，有韩国学者据此材料判断，朝鲜肃宗对《水浒传》应相当熟悉。而朝鲜肃宗，正是英祖之父，发生这场对话时，英祖14岁。

再有，据《承政院日记》中英祖本人回忆，在其少年时代，即见周边有人读中国小说：

（英祖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上曰：“……予少时，见妇女读《三国志》，至麦城事，有涕泣事矣。”

在英祖回忆中，少年时的这一幕发生于何处，这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回答。据朝鲜文臣徐命膺奉命所撰“英宗大王行状”：“肃宗二十年甲戌九月十三日戊寅，诞王于昌德宫……十九岁，出阁。”此处所谓“出阁”，指王子长成后离开王宫到为自己建成的私宫居住，又据《承政院日记》肃宗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延礽君为都总管”，则英祖“出阁”时被任命为五卫都总府的都总管。结合两条材料可知，英祖自出生至19岁出宫任职前，一直住在王宫中，则其回忆中“少时”见妇女读《三国演义》而涕泣，当发生于王宫之中，那些妇女当为王宫中宫女。这条记录说明，在当时王宫中，在少年英祖周边，有中国小说在流传。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在英祖少年时代，《水浒传》已在王室成员间流传半个世纪，且就在英祖身边，有人在读中国小说。因此，少年时的英祖有很大概率听闻接触到《水浒传》。

不过听闻接触并不等于充分完整阅读。后者能否实现，还要考察其他条件，如王子的教育环境。《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三年（1747）十月三日，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日英祖当着众臣面考核时年13岁的世子《孟子》《资治通鉴》等汉文经史学习情况，对世子表现很不满意，认为世子缺少主动研习之心。这时一名文臣赵载敏提议，将一些历史和小说译成朝文，念给世子听并详加解说，以增加世子学习兴趣并增强理解，“夫史与小说，译而听之，易生滋味。若使宫僚一一解释事实，毕陈首尾，则东宫必有开悟之端矣”。结果被英祖断然否决，“此有弊，必好闻小说，而尤为厌读矣”，英祖认为，这会使世子喜听小说，更不喜读汉文经史。这条记录至少传递出两个信息：其一，用翻译的小说历史来帮助世子学习，这不是一种常态做法，否则臣子没必要提此建议；其二，英祖拒绝，也说明这不是一个在常态下可以接受的做法。即使英祖本人酷爱小说，此前仅关于《水浒传》的阅读记录即已留下多条，但仍否决了让世子通过接触小说来促进学习的提议。由此可知，朝鲜的王世子少年时代困于学习汉文经史的巨大压力，并受制于传统的教育理念，很难大范围阅读小说。

不过，少年时的英祖并非王世子，只是普通王子，其教育环境，与世子不尽相同。即使如此，按当时朝鲜王室教育制度，“大君王子君年至六岁，置师傅厅，号曰讲学……将就学，朝廷择谨慎纯正之人责教学之任”，也就是说，朝鲜王子们即使不是王世子，六岁时起也要跟随朝廷指派的“王子师傅”开始学习儒家典籍。也正因如此，可以看到朝鲜王朝有多位并非以世子身份继承君位之国君，如世祖、成宗、中宗、明宗、宣祖、仁祖、哲宗、高宗，也有些国君虽以世子身份承袭王位，但世子身份的获得非常晚，如太宗、世宗、光海君、孝宗，其中著名的创立朝鲜文字的世宗是在22岁时，由其父太宗废掉原世子后改立为世子，孝宗则是在27岁这一年，因兄长昭显世子过世，被其父仁祖立为世子，至于英祖则是在28岁时被兄长景宗立为王世弟而最终继承君位的，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这些君主在即位后，绝大多数均表现出合格的汉文修养。无他，朝鲜文臣所上奏文，均以汉文写成，制度化的经筵场合中，君臣所讨论也多为汉文经史，君王也常常要在一些正式场合赋汉诗，因此，若无足够的汉文经史及诗文修养，恐无法正常开展一个君主应有的政治生活并实行统治。另外，不少朝鲜君主留下汉文诗文集，如英祖有《御制集庆堂编辑》和《御制续集庆堂编辑》，1776年刊行的《列圣御制》，也收录了英祖831首诗。这些讲说朝鲜语的君主如果不是自幼投入大量精力接受严格的汉文训练，不可能达到即位后展现的相应水准。因此，朝鲜的王子们，无论是否为王世子，在少年时代都要承受学习汉文经史的巨大压力。如果再考虑到监督王子们学习的那些儒臣出身的王子师傅们，也未必能接受王子们去读小说，再加上《水浒传》又属长篇巨制，完整阅读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综合来看，少年时英祖，恐不具备完整阅读《水浒》之条件。

那么英祖充分完整地阅读《水浒传》，最有可能始于何时？综合各种材料来看，最方便也是最具备条件之时间段，应是英祖19岁出宫到28岁以王世弟身份再入王宫前。

英祖一旦再入王宫后，即不具备大量阅读中国小说之条件。首先看再入王宫至三年后景宗驾崩这一阶段。这一阶段英祖身为王世弟除侍奉病重的景宗汤药以及每日问安视膳之外，就是在诚正阁开书筵，与侍讲院诸臣研读经史。此时的英祖骤然卷入权力中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朝中党争激烈，险象环生，其时朝中少论一派立意除去英祖，发起所谓“辛壬祸狱”，以谋逆罪名陷害并处死支持英祖的老论一派几名重臣，并掀起大狱，“被怀疑涉嫌谋逆的英祖日复一日地在死亡的恐怖中挣扎，无法知道明日会不会到来”。如此处境中的英祖，恐怕既无余裕，也无心情，更无胆量去阅读《水浒传》，因为这无疑为欲置其于死地的政敌提供一个绝好攻击借口：主上病危，王世弟却读不经之书以消永日，敢问是何肺肠？那么，有无可能英祖是在即位之后完成《水浒》阅读？毕竟，朝鲜君主确实有即位后读中国小说的记录，如燕山君就曾令赴明使臣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又曾下令印刷呈进，也曾明确道及读过《重增剪灯新话》。不过，《水浒》毕竟不同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这类文言短篇集，系长篇巨制，完整阅读对时间精力要求高得多，英祖即位之后，政务繁剧，且长时间处于危机四伏状态，未必有充分的时间阅读《水浒》这种大部头之作。更何况，英祖读过的中国小说远不止《水浒传》这一部，据《承政院日记》相关记录，至少还读过《三国演义》《西游记》《西汉演义》《东汉演义》《皇明英烈传》《平妖传》。是以本文倾向认为，这些具一定篇幅规模对阅读时间精力投入要求较高的作品，英祖最有可能集中读于19至28岁这个时间段。

因此综合《水浒传》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在朝鲜王室的流传情况，以及朝鲜王室的教育制度和英祖个人的政治生涯，或可作如下推测：英祖少年时，或已具备接触《水浒传》之客观条件，很可能听闻过《水浒》之名，但从容完整阅读，大概率是在19岁出宫至 28岁立为王世弟重新入宫这段时间。若此推测成立，则其《水浒传》接受史，无论是从听闻书名开始算起，还是从充分阅读开始计算，至其83岁临终前三日最后一次提及，皆跨越半世纪之久，在现有文献记载里，在《水浒传》域外个人接受时长上，很可能创了一个纪录。

三、谚译本、版本系统与“命读”接受方式

考察过朝鲜英祖跨越半世纪漫长而又复杂的《水浒传》接受历程，接下来不妨考察英祖所读为何种文本。具体来说，首先要判断，所读为汉文本，还是当时的朝鲜文译本；其次，不管是汉文本还是朝鲜文本，读的又是哪个版本系统的汉文或译文。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的看法是，当时朝鲜王室内，同时流传着汉文本和谚译本（即朝鲜文译本），英祖可能接触过汉文版，但主要阅读接受的是谚译本。前引几条朝鲜仁祖十五年《承政院日记》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清使指名索要《水浒传》，最后朝方在锦阳尉朴瀰府中觅得一套奉上。此套语种不详，不排除汉文本可能。但前述仁宣王后写给淑明公主那封谚简中提到的《水浒传》，应为谚译本。当时王室女性，多不通汉文，所以仁宣王后要送给淑明公主读的《水浒传》，韩国学者一般认为是谚译本。至英祖即位后，首先可以确知，宫廷中有汉文本《水浒传》。英祖之子思悼世子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所编《中国小说绘模本》，其中约三十幅水浒情节插图，均有“宋帝梦游上梁山”“梁山泊好汉劫法场”“武松醉打蒋门神”“宋公明义取祝家庄”等汉文标题。

此外，前引数条《承政院日记》之在场记录史官，记录英祖之语，亦能正确写出“宋江”“朱贵”“花荣”这类角色姓名。如果说“宋江”之名亦见于正史，朝鲜君臣还可能通过正史得知其名，那么，“朱贵”“花荣”的汉文正确写法，只能从汉文版《水浒传》获知。这也说明，汉文版《水浒传》在当时君臣圈内有一定流行度。不过，汉文版《水浒传》不同于《三国演义》，对于朝鲜人来说，阅读难度要大得多。朝鲜人的汉文修养，主要体现于文言读写，阅读《三国演义》这种浅文言作品，问题尚不大，阅读《水浒传》这类白话小说，则相当困难，乃至当时朝鲜出现《水浒志语录》这种专门解说小说中白话用语的工具书。因此，不但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汉文教育的宫廷女性要读谚译本，即使是有较佳汉文修养的王室男性成员以及官僚士子，多数人实际读的只怕也是谚译本。

正因如此，英祖在生命最后倒计时数日内，言及《水浒传》时，明确提到不同语种的两种文本：“《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世称三奇书，岂特本书，谚解命读亦然。”所谓“本书”，当指汉文本；所谓“谚解”，是指朝鲜文本。英祖此处大意，《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三奇书”，不但汉文原书引人入胜，即使是朝鲜文译本，令人读来听，亦十分动人。正因谚解本的存在，英祖此语又揭出朝鲜王朝当时一种流行的中国小说接受方式，即“命读”。“命读”二字屡见于《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即命人诵读。诵读对象，包括汉文经史、佛经、古诗，等等，也包括小说。英祖二十二年（1746）六月二十七日，据《承政院日记》，这位朝鲜君主对臣子有如下一番言说：

病中消日之道，或以小说，或以杂技，而予则不为此二者，果难于消日。命儒臣读而听之，犹胜于昼寝，卧内引接，亦无所妨矣。

英祖这里谈到的“小说”，不只是中国小说，也包括朝鲜本国创作的小说，比如，《承政院日记》中也有英祖谈及本国小说《九云梦》的记录。但考虑到朝鲜当时的小说创作远没有中国发达，且《承政院日记》中英祖言及中国小说的记录亦远远多于谈及本国小说者，因此可以认定，作为英祖“病中消日之道”的小说，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国的小说。并且，这些小说应该是翻译后的朝鲜文本，如系汉文本，纵然命读儒臣和英祖有诵读和听解能力，听解过程只怕亦十分辛苦，恐非“病中消日之道”。

事实上，命人读谚译中国小说，是朝鲜王朝后期宫廷及上层社会的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如朝鲜后期文臣沈鲁崇（1762—1837），壬戌年（1802）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迁日录》中，写到命人诵读谚译本《三国演义》：“李益伦来宿，使读谚书《三国志》汉水大战……”吴弘默（1833？—？）《丛琐录》“读《三国志》有感”诗前小序亦云：“近夜灯下，使侍童朴喜龙读《三国志》，倚枕而听，颇多可闻……”朝鲜末期文臣尹致昊（1865—1945），也在1884年的日记中，两次写到入宫为朝鲜高宗读《三国演义》：“诣阙……读《三国志》三顾草庐、五关斩将、博望用兵、当阳奋勇数回，三殿俱有悦听之色”“夜诣阙，读《三国志》舌战群儒、智激周郞、苦肉计、连环计、借箭等，至华容义释”。因此朝鲜英祖对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接受，除早年直接阅读外，还包括在其漫长的执政生涯里命人读而听之这种消遣方式。而谚译这一语种形态及随之而生的“命读”接受方式，客观上也的确更便于《水浒传》等中国小说持续传播。再看朝鲜英祖所接受之《水浒传》版本系统问题。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英祖所读，无论是汉文本还是谚译本，都不大可能是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系统的版本。

《承政院日记》英祖四十九年（1773）八月十七日，记录了朝鲜英祖所下一道教书中如下之语：曾见一稗说，见群雁，能射数雁佩来，见此雁信鸟，故夜不能寐作诗云。

此处未言及具体作品名称，但实际上说的就是《水浒传》中燕青射雁宋江为之伤感填词这一情节。朝鲜英祖这时年届八旬，或已记不得该情节出处，故泛云“曾见一稗说”。而燕青射雁一事，发生于梁山人马征辽之后，因此相关情节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七十回腰斩本。

另外，前述英祖之子思悼世子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所编《中国小说绘模本》，也提供了旁证。其中约三十幅水浒情节图中，有九幅所绘情节，在贯华堂本之外，这些插图的汉文标题，按书中出现顺序是：“宋帝梦游上梁山”“活阎罗偷黄凤御酒”“吴用布八阵”“十面败童贯”“宋公明奉命征辽”“病尉迟鞭打蕃将”“混江龙太湖小结义”“双林头燕青射雁”“宋公明聚义受招安”。更重要的是，据研究，《中国小说绘模本》中《水浒传》相关图像，系朝鲜画师模仿大涤余人序系统遗香堂本《忠义水浒传》和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插图而作。因此，思悼世子所接触的《水浒传》，可以确切无疑断为繁本系统百回本《水浒传》。虽然无法确知，英祖所读与同在王宫的其子所读是否为同一种，但考虑到其时中国小说不易得，二人所读，有很大概率是同一种。不过无论是否如此，英祖所读既然有燕青射雁情节，那么非贯华堂第五才子书系统的七十回本，则是可以确定的。这意味着英祖所接受之《水浒》，至少有梁山人马受招安后征大辽和平方腊情节，按照王权政治逻辑，亦属迷途知返，可称“忠义”。这也就有助于理解，何以英祖会对梁山好汉不无好语，乃至影响到其应对现实民变思路，教令招抚。这种接受效果，与其所接受之版本实有密切关系。

四、英祖热读与庙堂传统的张力及后续反响

以上全方位考察了朝鲜英祖对《水浒传》接受的各个环节，包括言说记录、理政影响、接受时长、文本语种、接受方式以及版本系统等。那么，作为王朝权力运转的中枢人物，朝鲜英祖如此热读《水浒传》等中国小说，其影响又如何？

首先要指出的是，英祖如此耽读《水浒传》等中国小说，实与朝鲜王朝庙堂文化一贯传统相违。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二年（1569）有这样一段记载：因宣祖所下教书中有“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引起臣子奇大升强烈不安：

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 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 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华，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大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 ……”又启曰：“……《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王者导民，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

奇大升此处所言《三国志衍义》，即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奇大升的总体看法是“杂驳无益，甚害义理”，对国君于王命教书中引用该小说事典，表现出强烈不安。并且，在奇看来，不但《三国演义》有害，《楚汉演义》《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等，皆属误人心志之书，君主皆应远离，乃至禁止流布。奇大升这番话，未涉及《水浒传》，但其批评逻辑，同样适用于《水浒传》。

百余年后，历任兵曹判书、右议政之朝鲜文臣李颐命（1658—1722），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留下了如下评论：

明末小说之盛行，亦一世变。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最为大家。其役心运智于虚无眩幻之间者，可谓极劳矣。世传作《三国演义》者，病喑而死云，诚不无此理。其诬诸葛以怪神者，亦足受此罪矣。至于《水浒》，则极形容群盗猖獗横行之状，故明末流贼悉效此，其标立名称以“闯天王”之类，即梁山泊“玉麒麟”“九文龙”之遗法。其弊已明著矣。近闻清人发令禁小说云，果然则此必有所惩者而然矣。李颐命之后，生活年代稍晚的李宜显（1669—1745），其文集《陶谷集》中，则有如下评论：

至如《水浒传》《西游记》之属，虽用意新巧，命辞瑰奇……大抵皆演成史传与男女交欢事也。演史出而正史事迹汩乱，本不当观。男女之事，又多猥鄙淫媟，尤非庄士所可近眼。而近来人鲜笃实，喜以此等小记，作为消寂遣日之资，甚可叹也。

此段评论，作于1721至1724年间，在李宜显为“近来人鲜笃实，喜以此等小记，作为消寂遣日之资”而叹息时，其时身为王世弟的英祖，如前所述，应已阅读过大量中国小说。英祖即位后，李宜显一路官拜至右议政、领议政，位极人臣，英祖之耽读小说，李宜显当有所见，不知有何观感。

又据《承政院日记》，英祖五十年（1774）七月初十，文臣沈定镇为王世孙（即思悼世子之子、英祖之孙）讲解《续资治通鉴纲目》时，有如下对话：

初十日召对……（邸下）又教曰：“予未尝看小说，若《三国志》《水浒志》如何耶？春坊曰云云。”臣曰：“是不必看，如邪味不可近。”邸下曰：“小说亦有益于文乎？有益于意思乎？似无益也。”

文中“邸下”即王世孙，王世孙主动提及《三国演义》《水浒传》，并称“春坊曰云云”。所谓春坊，本指朝鲜时代负责王世子教育的机构——世子侍讲院，但由于发生上述对话时王世子已死，王世孙系君位的未来继承人，因此上述对话中的春坊，应是负责王世孙教育的机构即世孙讲书院。所谓“春坊曰云云”，这也应是用汉文对当时比较复杂的朝鲜语谈话内容的概述，当时的情形应是王世孙转述了春坊中人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一些说法，且言说者很可能就是具体承担王世孙教育的文臣，如左右谕善、翊善、劝读、赞读、长史、从史。若此说成立，则可见当时这两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已波及到未来的君位继承人王世孙的教育，而且在当时国君英祖持续数十年热读中国小说的影响下，春坊中人对两部作品很可能也做了相对正面的评价，才引出沈定镇坚决反对意见，强烈反对王世孙接触阅读这类作品。

两年后，上引对话中的王世孙即位，即朝鲜正祖。正祖二年（1778）开始正式编纂上任君主英祖之实录，正祖五年（1781）完成。在英祖实录中，《承政院日记》中朝鲜英祖阅读《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大量记录，除英祖二十五年十月七日“予曾见小说，则有醉僧打金光事”一语在同日实录中有对应记载外，其余全部消失。

正祖本人，更多次表达对中国小说流行这一现象的负面观感，并下令禁止从中国输入小说：

（正祖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曰：“前已下教，而我国银子，多入彼国，每换无用之物，亦属浪费，事极怪骇，三使臣今方登筵，勿贸小说等书册，可也。”

（正祖十五年十一月七日）上曰：“……故予于小说，一不披览，内藏杂书，皆已无之，此可知予苦心矣。”

正祖二十三年（1799）五月五日，正祖更明确表示了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

予自来不喜看杂书，如所谓《三国志》《水浒传》等书，亦未尝一番寓目。燕闲之所尝从事者，不外乎圣经贤传。

正祖一朝的种种言说和举措，可以看作是对英祖一朝热读《水浒传》等中国小说之风的强力反弹。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也正是在厉禁中国小说的正祖时期，《承政院日记》中留下了如下一条记录：

（正祖九年四月八日）开城留守尹塾疏曰：“伏以，乱逆何代无之，而岂有若近日万剐犹轻之群凶乎? ……臣职在分司，未参鞫狱，虽未得详闻逆情之一二，而以朝纸所出者观之，其伪符妖号，依然若张角之弥勒佛，宋江之梁山泊，此非细忧，诚可大恐者也……”答曰：“省疏具悉。搜讨事，有难遽议。卿其依所请往省。”

这里开城留守尹塾所云“宋江之梁山泊”，于史无据，分明是《水浒传》影响印迹，系典型小说家言，而正祖答复时竟未察觉。

二十余年后，到了纯祖时代，在《承政院日记》中又可以看到：

（纯祖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天常曰：“《小宛》末章，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盖政令施措之际，亦必惕励战兢，澟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虽在升平之时，亦必安不忘危，然后乃可措天下于泰盘矣……试观历代，汉之绿林黄巾，唐之黄巢、宋之梁山泊、皇明之李自成，毕竟亡国而后已，其可不惕然戒惧也哉……”

纯祖君臣在诚正阁讲读《诗经》时，检讨官任天常陈说诗义，联想并列举中国历史上颠覆旧王朝的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列上了“宋之梁山泊”，不自觉间，也带出了《水浒传》的影响印迹。由此可见，经英祖一朝半个多世纪的热读，此后纵有王权的强力压制，《水浒传》等中国小说亦已在朝鲜王朝庙堂文化中，渐渐生根。

五、结语

综合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到，朝鲜英祖跨越半个世纪的《水浒传》接受史，呈现了一幅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的独特图景。这位高寿君主不仅将水浒故事深植于心，更频繁援引于庙堂议政，使之成为理解现实、处理政务的特殊参照。从可能发轫于青年时代的初读，到临终的“三奇书”之叹，从对“梁山泊”组织力的感慨，到招抚政策的考量，乃至对小说潜在威胁的警惕，其接受行为深刻介入了王朝政治肌理。考辨其阅读的谚译繁本与“命读”方式，则揭示出正是谚译这一语种形态和“命读”这种接受方式，使《水浒传》更便于持续传播并发挥影响，而包含征大辽和征方腊故事的版本系统，也影响到英祖对作品中梁山集团的整体观感并以作品为理政参考。最后，英祖的热读虽与庙堂正统相悖，却无法被继任者的禁令彻底抹去痕迹，其影响如潜流般渗入后世君臣议政场域中。这一案例生动证明，中国古典小说在东亚的传播，有时绝非简单的文本旅行，更可能深度参与了异域权力运作与文化构建。

作者介绍：孙勇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典小说和域外汉文学研究。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11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