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要争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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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1929 年的上海，空气里弥漫着特殊的紧张。
国民党刚刚完成 “形式统一”，便急于确立思想权威。孙中山被塑为 “国父”，其言论被奉为不可逾越的圭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的口号，开始在街头巷尾流传。
就在这时，一本叫《新月》的杂志，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主编胡适在刊物上写下一段非常“挑衅”的文字：“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为什么胡适要针锋相对？是他跟国民党有私怨？抑或是嫉妒孙中山的权威？还是另有诉求？
陈德征提案：一个让胡适失眠之夜
1929年3月26日，胡适读到上海各报登载的一则新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提案的大意是：以后凡是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法院就应该直接以反革命罪处分。如果不服上诉，上级法院如果得到中央党部的书面证明，就应当驳斥。
翻译成白话就是：党说了算，法院只是个盖章的。
胡适读完这则新闻的当天，便提笔给当时的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
这封信，胡适同时寄给了国闻通信社，希望能公开发表。几天后，通信社退回原稿，附言说：稿子已转送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
一个学者公开署名、负责任地讨论国家问题的文章，就这样消失在空气里。
胡适后来写道：“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
这就是《人权与约法》的写作背景。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简单得近乎常识的主张：“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即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这样的话在那个年代，可谓石破天惊。
从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
胡适的批评，并非止于制度层面。他看得更远。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全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同月，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
胡适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危险的趋向：一党的专制，正在走向一个人的专制。
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让人心惊。“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这是胡适对当时政治生态最辛辣的概括。一个以革命起家的政党，渐渐把自己绑在一尊偶像上；一个曾经高喊“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渐渐走向另一种意义上的“定于一尊”。
胡适举了一个例子。学者顾颉刚、王钟麒编了一部《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戴季陶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终于不准发行了 。
这是曹锟、吴佩孚那些被国民党打败的旧军阀都不曾禁的书，国民党禁了。这说明了什么？
胡适的结论是：“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个词用得重，但胡适是经过深思的。所谓“反动”，就是往回走，背离了五四运动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方向。五四的意义是什么？胡适说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 。可十年之后，国民党自己在做的，恰恰是重新树立一尊的门户。
为什么最需要批评的恰恰是权力阶层？
有人问胡适：你为什么要批评国民党？为什么要批评孙中山？他们是革命的功臣，是国家的领袖。
胡适的回答，写在《人权与约法》的讨论里。当时有读者诸青来来信质疑：“在宪法未颁以前，继续厉行党治，似无疑义。党治一日存在，则全国人民不论是否党员，对于党义政纲，应奉为天经地义，不得稍持异议。”
胡适则答复：“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是总统还是总理，都不能跳出法律的范围之外。”
在胡适看来，法治的核心，不是管老百姓，而是管权力。权力越大，越需要制约；地位越高，越需要批评。正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正因为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他们才更需要接受监督和批评。
为什么？
因为不受批评的权力，必走向腐化；不受制约的权威，必走向专制。这不是对某个政党的偏见，而是人性使然，是权力运作的普遍规律。胡适在与马君武的谈话中，记录了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马君武说：“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
胡适补充道：“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
“无法无天”四个字，是胡适对当时政治最沉痛的判断。没有宪法，没有约法，没有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政治就会退回到最原始的形态：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
鹦鹉救火：知识分子的不忍之心
胡适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的开头，他以一个佛经故事来回答：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了，他又飞去取了水回来救火。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罢？”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火烧山，心里有点不忍，所以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
讲完这个故事，胡适写道：“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这句话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悲凉，也有一代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微薄，不是不知道说这些话会招来祸患。但他们不忍心。不忍心看着国家往错误的方向走，不忍心看着权力失去制约，不忍心看着思想被钳制、言论被禁锢。
这就是中国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的赓续。只是这一次，他们用来担当的方式，不是做官，不是献策，而是批评：以独立的姿态，说负责任的话。
胡适在《人权与约法》的讨论中，对读者汪羽军说了一段话，值得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细读：
“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故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宪法有疑问，随时应有解释的机关。宪法若不能适应新的情势或新的需要，应有修正的机关与手续。——凡此种种，皆须靠人民与舆论时时留心监督，时时出力护持，如守财虏的保护其财产，如情人的保护其爱情，偶一松懈，便让有力者负之而走了。”
这是一段极透彻的论述。宪政不是一件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它需要每一个公民的时时留心、时时出力、时时护持。稍有松懈，权力就会悄悄溜出法治的笼子。
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重读胡适当年的文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透时间的清醒。他批评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政策失误，而是一种政治逻辑：当一党变成唯一，当一个主义变成不可置疑，当一个人变成不能批评，这个体制就走上了极权主义的道路。
胡适不是革命者，他从不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推翻什么。他只是坚持一点：要有批评的自由。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批评孙中山的自由。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就看它的权力阶层能不能被批评。有一批敢于批评权力的知识分子，国家才有救；如果没有，那就只能在一片歌功颂德中走向衰落。
胡适那几滴翅膀上的水，终究没能扑灭那场山火。
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态度：知识分子的态度。他告诉我们，什么叫“负责任的话”——不是为了迎合什么，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只是因为“心里有点不忍”，因为“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
这种态度，我想比任何具体的政治主张都珍贵。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人权与约法
齐鲁晚报. 《人权论集》背后的故事
凤凰网. 胡适批国民党是反动党 遭国民政府“训令”
百度百科.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新浪新闻. 影响胡适声誉的一篇文章
QQ阅读. 中国人人格·《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凤凰网. 胡适“人权论” 民众可以告主席
南方周末. 胡适对“五四”的另类反思
豆瓣阅读. 容忍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