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日古代史时，很多人喜欢把中国的三国时期与日本的战国时期放在一起对比。表面上看，三国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拥护足利义昭上洛，似乎如出一辙，但深入分析，却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历史逻辑的不同。

汉献帝初到曹操地盘时，并非彻底的傀儡，他身边仍有不少官员和豪杰，以皇帝名义公然对抗曹操的权威。直至后期，汉献帝才逐渐沦为名义上的象征，几乎完全失去实权。在曹操的时代，仍有人真心相信汉献帝有机会重振汉室权威，而汉献帝自身也能够凭借天子正统的身份，对曹操幕下的官员和军队施加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微妙的权力互动，让曹操既能掌控实权，又不得不顾忌天子的象征意义。

曹操本人在处理皇权问题上可谓左右逢源：一方面，他希望获得汉征西将军曹侯墓的美誉，彰显功业；另一方面，他又谨慎表达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的态度，避免篡位招致非议。因此，对待汉献帝，曹操采取的是既积极掌权又不敢轻易冒犯天子的策略——废掉皇帝既不敢，也不愿。

而足利义昭的境遇则完全不同。他是第十三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辉的弟弟，早年出家法名觉庆。在义辉死后，经过细川藤孝等家臣的推动才得以还俗并被拥立。绕了一圈无人理会后，他终于找到了织田信长的支持。信长拥立他上洛，保奏其为征夷大将军。义昭对信长充满感激之情，还曾提议让信长担任副将军，但信长断然拒绝。

然而，成为征夷大将军的足利义昭很快发现，自己处处受制于信长，几乎无法独立行事。他试图培养自己的势力，先后挑唆浅井家、朝仓家、武田家等势力与信长对抗，但最终都未能撼动信长的地位。即便信长再度给予机会，足利义昭仍旧不安分，最终被信长废黜，彻底失去了政治舞台的存在感。 至于织田信长，他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拥立足利义昭成为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对他来说只是上洛称霸的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名义，逼近近畿的各家势力俯首称臣，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一旦形势稳定，这位征夷大将军便可有可无；如果他安分守己，信长可以放他一马；如果惹是生非，也能随时废掉他。

信长对征夷大将军这一头衔本身并不执着，他追求的是实质上的统一日本，而非如室町幕府那样空有名号却无法掌控各地领主的虚名。因此，对于信长而言，天子仅是统一日本进程中的便利工具，可用时用，不便时弃之如敝屣。

综上所述，中国三国时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拥护足利义昭上洛，看似相似，实则大相径庭。国情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权力结构不同，使得两者的历史意义与策略逻辑截然不同。我们在研究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类比。曹操与信长，虽都以天子为工具，但一个是慎重利用以稳固权力，一个是完全实用主义以推进统一，其差异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