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流转，光影依旧；山河无恙，往事难忘。一组民国人物老照片，以无声的镜头，记录下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与风云变幻。

1930年10月，张学良在东北四省（黑、吉、辽、热河）秋季运动会上的留影。

当时张学良作为运动会名誉会长，在赛场上手端相机，以“摄影师”的身份记录赛事，身旁的运动员姿态放松，这一时期正值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后声望正盛，他本人也十分热衷推动东北的体育事业发展。

1935年4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傀儡身份访问日本期间，画面中央的溥仪身着日本陆军大将制服，胸前挂满日本授予的勋章，神情紧绷而僵硬。随行人员手持日式油纸伞，地面潮湿反光，显见仪式刚在雨中举行，周围列队的日本军政官员与皇室侍从。

1935年4月，溥仪应日本天皇裕仁邀请，以伪满洲国“皇帝”身份访问日本，这是他1934年在长春登基后的首次访日。日本的真实目的，是通过高规格的皇室接待，制造“伪满是日本平等盟友”的假象，掩盖其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占领。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担任上海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的诗人闻一多（左）刚刚经历了丧女之痛，又因为学校被查封而失去了工作，只好闲居在好友潘光旦（右）家中。

他身着宽松的浅色布衫，身体半倚在深色沙发扶手上，手肘随意搭着，一只手虚虚掩在眼镜旁，指尖几乎触到眉骨。1946年7月16日，他在抗议当局杀害民主斗士李公朴的集会上演讲后，在回家的路上被特务暗杀，年仅47岁。这是他与好友顾毓秀（中）、潘光旦在一起。

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报刊配图，原本用于报道学者辜鸿铭旅居日本三年后回国的新闻，却在后世长期被误传为“辜鸿铭与妻妾的合影”。

图片右侧为辜鸿铭本人，左侧两位女性并非误传的“妻妾”，而是他的妻子淑姑与女儿娜娃。图片下方的英文说明明确标注“with his wife and daughter”，中文说明也写有“辜鸿铭与其妻、女公子合影”。

英文说明提到“recently returned from Japan after 3 years' absence”，结合“ He is now 70”的信息，可知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左右（辜鸿铭生于1857年，1927年时70岁），是他结束三年日本讲学回国后，报刊为报道其动态配发的家庭合影。

这位13岁就赴英留学的学者，既痴迷欧洲文化，又因种族歧视愤然回国；他留着晚清的辫子，在“五四”浪潮里为儒家文化辩护，被视作“顽固守旧的老古董”。而这张报刊配图里的家庭照，却让我们看见他作为丈夫、父亲的普通一面：那些被标签化的“怪诞”言行背后，是一个在中西文化夹缝里挣扎的学者，也是一个有着寻常家庭温情的老人。

1931年，建筑学家梁思成赴安阳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现场，梁思成身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浅灰色西装，内搭挺括的白衬衫并系着领带，身姿挺拔如松，双手背于身后，尽显近代学者的儒雅风范。

最具反差感的是他头上戴着一件刚从殷墟遗址中发掘出的青铜胄，他戴着眼镜，表情平静中略带一丝玩味，仿佛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亲身感受殷商武士的防护器具与当时的工艺水平。

1921-1922年，徐志摩身着英伦风格的大衣，头戴格纹报童帽，正骑行在剑桥的街道上，氛围既充满了英伦风情，也透着少年人的意气风发。

这张照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在《再别康桥》里写的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骑行的身影仿佛是他在康河之外，漫游剑桥街巷的鲜活注脚，记录了他在这座学术与诗意之城的日常。

这张照片定格了徐志摩少年时期的珍贵瞬间，作为现存为数不多的徐志摩早年影像，照片中的徐志摩身着一身日式浴衣，腰间系着腰带，一手叉腰而立，姿态沉稳中带着少年人的英气。鼻梁上的眼镜透露出他早慧的书卷气。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先生灵柩从中央公园社稷坛移往香山碧云寺。照片中，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被鲜花环绕，安放在灵车后的马车上。远处公园围墙上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葬的民众，人群密度之高，直观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与哀悼之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满足民众瞻仰遗容的需求，治丧处将灵柩暂厝于中央公园社稷坛，供各界吊唁。3月19日举行移灵仪式，灵柩经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海淀等地，最终抵达香山碧云寺，沿途数十万民众夹道送别，场面极为悲壮。

1948年，由摄影师杰克·伯恩斯拍摄的齐白石与幼子齐良末的珍贵合影，背后墙上“停止收件”的告示，是当时齐白石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暂停接受画作订单。

照片中的齐白石已是88岁高龄，他身着传统棉袍，神态安详；幼子齐良末依偎在旁，画面充满温情。墙上挂着的《虾》《蟹》等画作，正是齐白石的标志性作品。

这张告示写于“卅七年九月”（1948年9月），此时齐白石因年迈体衰，无力应付大量求画订单，不得不公开宣告暂停收件，这也成为他晚年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

1932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前往四川避世散心。张学良身着西装、头戴礼帽，乘坐四川特有的滑竿出行，与抬滑竿的挑夫形成鲜明的阶层对比。身后跟随的家眷与随从队伍，也体现了他当时仍保持着较高的生活规格与随从规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执行“不抵抗政策”而背负巨大的舆论压力与精神负担。1932年他选择前往四川，一方面是为了远离政治中心、缓解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借助四川的地理环境暂时避世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