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以其稀有性、稳定性与延展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义的特殊载体。中国出土的各类金银器，跨越数千年时光，见证了不同朝代的经济发展、工艺进步、审美变迁与文化交融，是解读古代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资料。

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麟趾金（汉）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记者李韵摄

兼具货币属性与价值象征

金银器的财富属性，源于金银本身的货币职能，这一特性使其区别于其他材质器物，具有“既是商品，又是货币”的双重属性。器物上的铭文则不仅记录着其价值与品质，还可从中窥见不同朝代称重单位的演变，折射出古代计量体系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金银器称重单位随朝代更迭不断调整，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战国时期，称重单位以“斤、两、铢（朱）”为主，山东淄博临淄区商王墓地出土的战国晚期银耳杯上便留存了这一时期的计量单位。其中一件耳部刻铭“四十一年工右□一斤六两六朱寅”，另一件两耳背面分别刻有“四十年左工重一斤十二两十四朱名曰三”及“工一”，铭文清晰标注重量，“朱”即“铢”，是当时最小的重量单位。

唐代以后，称重单位逐渐细化为“斤、两、钱、分、厘”，同时出现“角”“字”等辅助单位，计量精度进一步提升。陕西西安北郊南余寨出土的唐代光启宫银漏勺，柄部刻铭为“光啓宫乾符三年正月改造晟镂，壹枚重贰两叁钱叁字”，明确使用“两、钱、字”作为重量单位。结合文献记载，该器物为公元9世纪中期的皇宫用器，见证了唐代宫廷金银器计量的标准。

宋元明清时期，称重单位沿用唐代以来的体系，部分器物还出现特殊计量标注。如明代湖北钟祥杏叶金执壶底部錾刻“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捌成五色金贰拾叁两盖嘴攀索全外焊壹分”，“两、分”并用，计量更为精准。

出土金银器的铭文，有时还承载着价值确认、品质溯源等重要功能，涵盖材质成色、制作主体、用途等关键信息，成为解读古代金银器贸易与工艺标准的重要依据。

在材质成色标注上，不同时期的铭文呈现出多样的表述，反映了古代对金银纯度的精准掌控。江苏句容出土的29枚南宋金牌，正面或两侧用字模砸印文字，成色标注有“十金”“十分赤金”“张铺十分金”等；明代湖北荆恭王朱翊钜墓杏叶金执壶刻铭“玖成金壶壹把”，筒形金盒底刻“大明万历辛丑年银作局造八成色矿金”，还有“五色金”“柒成色金”等表述，清晰呈现器物的金银纯度等级。

与制作主体和质量追溯有关的铭文，体现了古代金银器生产的规范与责任体系。部分器物会标注商铺和工匠信息，如南宋溧阳县平桥乡窖藏银锭，中部戳记“谢铺记”，“谢铺”作为制作商铺，其标识成为产品质量的隐性保障；元代无锡嶂山钱裕夫妇墓金杯，口沿外侧铭文“邓万四郎十分赤金”，“邓万四郎”为工匠姓名，明确质量的责任主体。

除日常使用与流通外，金银器在进奉、馈赠等特殊场景中，更凸显其财富价值与社会功能，成为权力博弈、人情往来的重要媒介。

进奉是古代地方官向皇帝额外贡献金银器的重要形式，这类器物多体量较大、工艺精湛，价值远超普通金银器，目的是邀功取宠、谋求晋升。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唐代双凤纹大银盘，直径84厘米，重2850克，盘底铭文标注进奉者为“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其重量相当于九品官七八年的俸禄，加之制作工本，价值不菲。这类进奉器物不入国库，直接进入皇室支配的琼林、大盈二库，进一步强化了皇室对金银财富的掌控。

馈赠场景中的金银器，则成为人际往来、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寿礼馈赠中更为常见。靖州会馆学相关的银盏托，正中錾“寿”字，两侧分栏錾刻十六位献寿人姓名，将金银器与集体馈赠礼仪结合，既体现对受赠者的尊重，也彰显馈赠者的财富实力与人情关系。

左图：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八棱金杯（唐）

右图：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商）

承载审美变迁与生活格调

金银器的时尚属性，体现在器型、纹样、工艺的不断创新与演变中，既传承传统审美基因，又贴合不同朝代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从自然纹样到吉祥寓意，成为古代社会时尚潮流的直观反映。

早期金银器多借鉴青铜礼器形制，体现对传统礼制的延续，后期逐渐突破礼制束缚，融入生活需求，形成多元器型体系，兼顾实用性与审美性。

宋代是仿古金银器的鼎盛时期，工匠多仿商周青铜礼器造型制作金银器，赋予器物古朴典雅的格调。江苏溧阳平桥乡小平桥村宋代银盏，就是仿商周青铜簋的形制，颈部外饰两周云雷纹，腹部及兽耳饰方格乳钉纹，以云雷纹为地，圈足下部刻一周云雷纹，工艺精湛，是宋代仿古工艺品的典型代表。这类仿古器物并非单纯复刻，而是结合金银材质的特性优化细节，既传承青铜礼器的庄重气质，又凸显金银的奢华质感，满足文人雅士对古风的追捧与审美需求。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金银器逐渐向日常实用器延伸，器型涵盖饮食器、装饰、服饰配件等多个品类，贴合生活场景的同时引领时尚潮流。饮食器方面，宋代出现莲花形银碗、梅花形银盏，元代有菊瓣形金盏、银盘，明代有高足金杯等，造型灵动，适配不同饮食需求；装饰则以步摇、簪、梳等为主，东汉甘肃凉州出土的金步摇，整体造型近似树，树干有细长叶片，中心细茎饰花朵，中部立金乌，喙部衔环缀圆形饰片，行走时垂珠晃动，成为当时贵族女性的时尚配饰。

服饰配件类金银器的创新，推动了时尚潮流的传播。唐代金梳盛行，王建《宫词》中“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生动描绘了唐代女性佩戴金梳的时尚场景。文物中，长沙唐代金梳、《唐人宫乐图》中的金梳形象，印证了这一潮流。

“南海1号”沉船出水的金璎珞胸佩（南宋）

金银器的纹样设计始终紧跟时代审美，从传统几何纹样到自然纹样，再到吉祥寓意纹样，不断丰富，既展现自然之美，又承载着人们的美好祈愿。

自然纹样在金银器中应用广泛，莲花、菊花、梅花等花卉纹样尤为突出，各朝代结合时代精神赋予其不同内涵。例如梅花纹样因“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精神内涵，成为宋元明清的时尚纹样。南京市浦口区南宋张同之夫人章氏墓银盘，整体呈五瓣梅花形，盘内满饰细云纹地，压印折枝梅花、弯月与流云，梅花上錾刻花蕊细节，融合水、月、梅的意象，契合宋代诗词咏梅意境，将自然之美与文人情怀完美结合。

金银器工艺的不断升级，是其时尚质感的重要保障。锤揲、鎏金、扭丝、镶嵌等工艺的应用，既展现技术实力，又赋予器物独特的视觉效果与触感。

锤揲工艺是金银器制作的核心工艺之一，能将金银片打造出立体灵动的造型，广泛应用于簪首、器物纹饰等部位。湖北荆门明代银簪，簪首作花瓶状，用鎏金银片锤揲而成，呈现蝶赶花造型。花瓣处用银丝扭成弹簧状，穿缀珍珠，兼具锤揲、扭丝、镶嵌多重工艺，质感丰富。鎏金工艺则能提升器物的奢华感，明代银簪多采用银制鎏金工艺，既降低成本，又呈现黄金的璀璨色泽。例如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金银器，部分采用鎏金工艺，融合异域风格，见证文化的交流融合。镶嵌工艺的应用，则进一步提升了金银器的精致度与价值，如明代定陵出土的金银纽扣多镶嵌宝石，色彩搭配和谐，尽显皇室奢华。

这些工艺的不断创新与组合，既推动了金银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又赋予器物独特的时尚质感，使其成为不同朝代艺术审美的见证。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阿鲁柴登出土的鹰顶金冠饰（战国）

见证文明互鉴与文化创新

中国的金银器制作，还体现出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特点，既吸收异域文化的工艺与造型，又融入本土文化特色，经过改造创新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

西汉时期，中外金银器的交流已初现端倪，西域文明的工艺与造型开始融入中国金银器制作，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该银盒造型与工艺，与伊朗国家博物馆藏阿契美尼德王朝薛西斯一世金碗、弗利尔美术馆藏阿塔薛西斯一世银碗造型相似，均采用锤揲工艺打造圆形器身，纹饰布局对称，这类风格被西方学者称为“阿契美尼德国际风格”。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江苏西汉刘非墓等也出土了类似风格的金银器。专家推测这类器物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或由中国工匠借鉴异域风格制作，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早期实物证据。

胡瓶更是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鲜活例证。胡瓶原产于粟特地区，以其独特的造型适配游牧民族的生活需求。经丝路传入中国后，通过本土化改造，融入中国传统工艺与纹样，杯把变得简洁，联珠纹被中国式的团花纹、缠枝纹取代，器型也更适配中国日常使用场景，如四川彭州南宋窖藏、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胡瓶式金银器，均呈现本土化改造后的特征，既保留胡瓶的实用功能，又符合中国审美偏好，见证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之盛。

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胡瓶（北周）

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推动了中国金银器的创新突破，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无锡嶂山元代钱裕夫妇墓出土的金杯，杯心“莲生贵子”图案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高足造型则借鉴了异域元素。

每一件出土的金银器，都是历史的缩影。作为财富载体，其铭文标注见证了古代经济体系的变迁；作为时尚象征，其器型、纹样与工艺的创新，反映了不同朝代的审美潮流与生活格调；作为交流纽带，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互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性。这些闪亮亮的文明印记，既记录着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对美的向往，也见证着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3月1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