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博物馆管理》2026年第1期《在科普图书中讲好文物故事的思路和方法—以<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为例 》， 作者 王溪 。转载仅作分 享交流，侵权请后台 联系。

推荐理由：作为一篇实践向的科普方法论文章，适合博物馆社教部门或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从业者借鉴。把“工作经验”理论化，不要写成图书读后感或新书推介，要把具体的写作过程，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方法论。

内容提要：在“文博热”和“全民阅读”潮流的汇聚下，文博类科普图书的社会关注度显著增长，对创作者讲好文物故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普图书中讲好文物故事，需处理好“聚焦”与“多元”、“虚”与“实”、“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回应”与“引导”四个方面的关系，以布局谋篇的系统思维、创新式的文本架构、寓严谨于通俗的表达和联结公众的互动意识，实现内容的优化提升。

关键词：文物；博物馆；科普图书；阐释

随着“文博热”不断升温，文物、博物馆元素在大众生活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从文博类科普图书品种的增加可见一斑。科普即科学普及，但为人们所公认的是，其范畴并不仅包括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普及，而是“理所当然地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科学等”。本文所论述的文博类科普图书，指采用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向公众普及文物、博物馆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考古、艺术、科技等知识，以增进公众素养、弘扬优秀文化的图书。

从内容呈现方式上看，除以画面为主的绘本类图书外，当前文博类科普图书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文物解读式的非虚构类图书，通过逐件文物的介绍和分析“串珠成链”地说明一定问题；二是围绕一系列主题或问题展开内容的非虚构类图书，以对历史文化的阐释为主线，以文物为素材；三是以奇幻、冒险为基调的具有虚构性质的图书，在角色塑造与故事情节中融入文物、历史、考古等知识。

在以上三类中，文物解读式最为常见。这种形式简洁明晰，写作单元较小，篇幅灵活可控，便于讲述文物故事，既能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又与文博从业者的工作习惯相符。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物资源，见证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讲好文物故事，有利于发挥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作用，为赓续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

当今时代是一个“读屏”甚于“读书”的时代。读屏所获往往趋于碎片化，“从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读书带给人的收获远胜于读屏”。在越来越多群体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文博类科普图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凸显图书这一传统载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收藏价值、传世价值，成为更具挑战意义的问题。

202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与中信出版集团携手合作，编写《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以下简称《思接千载》）一书（图1），于2025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出版发行。该书从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选取115件能够体现各历史时期特点的珍贵文物，每件文物以一篇短文的形式进行解读，辅以高清图片、知识拓展、跨页图解知识专栏等。该书开启预售后，7天销量超过1万册，一个月内加印3次，总印数超过10万册，截至2025年12月底，销量已突破5万册。该书获得“典赞·科普中国”百佳科普案例、2025年度桂冠童书“百强名单”等奖项，入选“中国好书”推荐书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年度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等图书榜单，展现出较强的传播力和引领力。

在该书的编著出版工作中，笔者担任统筹和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撰稿。本文旨在以《思接千载》一书为例，探讨如何创作公众能读懂、喜欢读的文博类科普图书，特别是在其中讲好文物故事需要处理好哪几方面的关系。

一、“聚焦”与“多元”：布局谋篇的系统思维

文物的产生、流通、使用等情况不同，各有自己的“身份”和“身世”，而又同为历史的见证，展现着“特定时空中的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经济贸易、文化传统、技术范式、观念与信仰等涵盖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语境维度”。在文物阐释中，兼顾微观语境与宏观语境，方能做到以物证史、以物释史，致广大而尽精微。一部文博类科普图书的编撰与策划一个展览相似，必须以鲜明的主旨来统领丰富的内容，为文物创造语境，处理好“聚焦”与“多元”的关系。

《思接千载》一书的体例与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通史式架构一致，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宏观而言，全书旨在以时间为经，以文物为纬，展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与突出特性，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思绪贯通古今的感受，是谓“思接千载”；中观而言，每部分各有一个主题，如夏商西周时期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初步发展”、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王朝时代的开启”、辽宋夏金元时期为“多元并存走向统一”等等，各以十余件代表性文物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微观而言，每件文物以1000-1500字的篇幅、聚焦一两个点来阐释其核心价值内涵。虽然八个部分由不同作者撰稿，但在“各美其美”的同时更能“美美与共”，以文物阐释彰显时代特点，以时代特点的准确把握揭示其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以笔者撰写的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为例。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因此这部分的主题定为“鼎盛与壮阔”。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尤为鲜明，因此，这部分的撰写意在凸显中华文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自信的姿态、开放的胸襟及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文物的选择既围绕“鼎盛与壮阔”这一主旨，又涵盖隋、唐、五代的纵向时序与横向侧面，以典型物证构建具有内在逻辑的文物群像。一方面，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尽量囊括，如大运河的开通、玄奘西行求法、雕版印刷的兴起、茶文化的兴盛，都能彰显时代特点，唤起读者亲切感，并且在馆藏中有典型物证。另一方面，文物具有多重价值，文物阐释并不能局限于证史、释史，也应从“物”的自身特点出发，在文化、审美、科技等层面予以读者陶冶。就隋唐五代时期而言，绚烂生动的三彩器、富丽堂皇的金银器，都堪称最具时代性的器物类型，因此也必不可少。

在展览架构中，文物的阐释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服务于其所在单元和具体位置的逻辑。科普图书中的文物阐释往往也是如此，只有确定聚焦点才能给读者留下“文物印象”。与展览不同的是，科普图书的文物阐释脱离了展览的环境和逻辑框架，作者对文物的解读方向有更广阔的驾驭空间。虽然不少文物都可以多角度挖掘信息，但什么都讲反而如同什么都没讲。因此，在《思接千载》一书中，每件文物都聚焦一至两个点展开阐释，聚焦点既是文物的核心价值内涵所在，又能反映文物所处历史时期的特征。采用这种方式，也有利于在较短的篇幅中写出深度、讲好故事。

同类文物的聚焦点设计是更具难度的问题。比如，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都是代表性物证的主流，如何设计各不相同的聚焦点，为读者营造起伏错落、洋洋大观的阅读体验，殊非易事。隋唐五代时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这部分选取了三件三彩器，它们的年代、材质、工艺、制作背景和出土地都相同，根据全书文物以时间为序的排列原则，还不可避免地相邻。怎样规避阐释内容的同质化，让读者不产生阅读疲劳？作者从三件器物的题材入手，将知名度最高、信息最丰富的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排在前面，以“盛唐气象”为聚焦点，又因为它是书中出现的第一件三彩器，文中还注重科普这类器物的基本知识；三彩釉陶胡服牵马俑和三彩釉陶马相继在后，分别以“唐代服饰胡汉交融的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及“马在唐代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为聚焦点。这样的设计，使读者既认识了三彩器，又不会产生雷同感，得以从整体气象和具体现象中捕捉盛唐的剪影。

二、“虚”与“实”：文本架构的新尝试

长期以来，博物馆对文物的阐释是说明式的，在展牌、图录、讲解词、科普读物乃至

新媒体产品中，随处可见平顺无奇的说明式行文。近年来，随着“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及“文博热”的升温，这样的阐释方式逐渐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文化服务需求，正如陆建松所说：“我们一直不重视、不擅长文物故事的策划编剧。不论是博物馆展览及其教育活动，还是图书、文创、影视、动漫、纪录片以及其他媒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究气重，平铺直叙，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不足，难以激发观众欣赏的欲望，不能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等。”

虽然越来越多的“故事”被挖掘出来并融入文物阐释，但说明式的基调仍难以转变。《如果国宝会说话》《河西走廊》《国家宝藏》等纪录片、综艺节目的火爆，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阐释模式的突破—并非简单将“故事”融入说明式的框架，而是将整体叙述逻辑向“故事化”转变，与动态视觉元素相配合，从而趣味倍增。与之相比，对于科普图书这种以文字为主的载体而言，如何在文本架构上推陈出新，特别是文博工作者如何突破自身长期形成的阐释文物的惯例，更是值得思索。

在《思接千载》一书的写作中，《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塑出盛唐气象》《白瓷茶具及陆羽像：茶文化的兴盛》两篇文章尝试适度运用虚构手法将全篇文本故事化，有效提升了吸引力和可读性。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图2）是唐代三彩器中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佳作，也是“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的一件“明星文物”。它表现了胡人和汉人组成的乐队在骆驼背上演奏音乐的情景，被公认为反映唐代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文明交流互鉴的代表性物证。这件文物承载的信息极其丰富，骆驼、胡人、乐器、服饰等构成要素，以及琵琶的演奏方式、骆驼背上的筵席、釉的运用与烧成效果等等很多细节，都足以展开解读。在一千余字的篇幅中，如何做到形散神聚、内容充实而不落窠臼，是写作的一大难点。

对此，作者首先化零为整，以“塑出盛唐气象”为主题，将这件文物的写作主旨定为“盛唐气象的物化象征”。为了让这个抽象的主旨“落地”，作者虚构了一条故事线贯穿全文：开元十一年（723年）鲜于庭诲将军去世后，长安的一家明器作坊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为他制作随葬器物。主持此事的工匠别出心裁，结合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盛世气象的理解，构思出“骆驼载乐”这个浪漫的造型，并亲手将其制成三彩器。全文从工匠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视角出发，以他探索器物造型时的所思所感，表现盛世之下人们昂扬的心态、宽广的眼界、丰富的想象力；工匠构思造型后的制作过程，则自然地融入了三彩器的工艺技术、美学特点等知识。这样，读者可以轻松阅读一个完整的小故事，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都不着痕迹地传达出来，字里行间体现的唐代文化突出的包容性及其当代价值也不言而喻。而且，这种不灌输、不说教的形式更能激发读者情感，使之获得富有个人意义的启示。

虽然文章框架是虚构，具体内容却务求扎实，言必有据。比如，故事地点设定为长安，是以考古发现唐长安醴泉坊遗址有烧制唐三彩的陶窑遗址为依据的；时间设定为开元十一年“夏季”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根据《鲜于庭诲墓志》中所述志主逝世与下葬时间推测；随葬器物的制作背景及鲜于庭诲生平事迹的叙述，也都以墓志记载为基础；之所以将这件器物界定为“在当时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作，是因为目前发现的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只有两件，而学术研究认为这件年代更早。诸如此类“虚框架”下的“实内容”，将可读性与严谨性有机结合起来。

再如白瓷茶具及陆羽像（图3），这组器物包括茶臼、风炉、茶鍑、汤瓶、渣斗以及陆羽像，均为高10厘米左右的“模型”，反映出唐宋之际饮茶方式从煎茶法到点茶法的过渡，也体现出《茶经》问世后茶文化的兴盛及人们对陆羽的尊崇。解读这组器物时，茶具用途的逐件解析和煎茶法、点茶法的介绍通常必不可少，但如果将讲解内容原样移植到科普图书的写作中，就容易形成“说明书+流水账”式的文本，缺乏可读性。因此，作者同样设计了虚构框架，将零散的知识用故事线串联。孙机先生认为，这组器物“从整组看，制作时似是将大件器物缩小以与小型器物约略取齐。所以它们虽非实用器，但也不是明器，而是一套供玩赏的模型”。根据这一观点，结合唐五代时期瓷玩具流行的时代背景，文章将这组器物设定为玩具，通过设计爷爷给小孙子买玩具，孩子像“开盲盒”一样拆看玩具时的祖孙对话，将煎茶法与点茶法的主要器具和操作步骤、陆羽的生平经历、《茶经》的内容和宗旨等知识点穿缀在一条流畅的故事线上。

无论对哪个学科领域而言，优秀的科普作品都具有科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相结合的特点，正如曾甘霖所说：“我们强调科普作品严肃的科学性，但同时并不否定科普作品中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幻想、夸张的并存……但是，它们所表达的科学内容必须是严谨的，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处理好文物阐释中“虚”与“实”的关系，是做好文物故事“策划编剧”的要素。“只有具备一个好的策划与编剧，才能把学术性、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将文物学术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观众看得懂、喜欢看、留得下印象的文化传播的东西。”

三、“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通俗表达的实践路径

通俗性是科普作品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科普作品能实现普及的一个重要基础。优秀的科普作品可以让读者无障碍阅读，并且记住其中的核心观点与精彩片段，而这看似“轻松”的表达背后，往往是作者下大功夫进行的研究和转化。

在层出不穷的文博类科普图书中，存在两种失之偏颇的情况：一种并未实现通俗表达，从逻辑到语言都仍然是学术的、专业的，大众读者接受起来仍有一定困难；另一种虽然看上去是通俗表达，但细究会发现，其科学性、严谨性已大打折扣，极易误导读者。对于博物馆科普，严建强指出：“博物馆所从事的科学普及工作虽然需要用非专业人士都能读懂的方式，但其内容必须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这是任何一个科学教育机构必须遵循的原则。”诚如斯言，科学严谨是通俗表达的基础与内核，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通俗表达。《思接千载》一书的撰写，便对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通常，文物的阐释不仅要聚焦“物”本身“看得见”的信息，还要借助文献资料挖掘文物“看不见”的历史文化背景信息，并且尽可能使用一手资料。做好一手资料的研读，并从其中发现亮点、予以转化，是实现通俗表述的必要前提。比如《白瓷茶具及陆羽像：茶文化的兴盛》一篇中，祖孙二人谈到《茶经》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是啊！要不是鸿渐的钻研，谁能想到茶有那么大的学问！”爷爷说，“这部书把茶的方方面面都琢磨透了—茶是怎么生长的、用什么器具加工、怎么煮、怎么饮、哪里产的茶好、古今名人有哪些关于茶的故事……真是洋洋大观！鸿渐很反对以往人们在茶汤里加葱、姜等佐料的饮用方式，认为茶有它自己的味道。如今煎茶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每一步都很讲究。”

“都有什么讲究？”

“别的不说，且说这器物。鸿渐创造了20多种茶具，每种他都详细描述。比如茶鍑，它的底部要有较长的凸起，便于火力集中，让茶汤在中心沸腾、茶末充分地翻滚，这样茶的味道才更醇厚。风炉的表面，刻有代表风、火、水的卦象，意思是风能助火势，火又让水沸腾。鸿渐还把天下瓷窑的茶碗做了个比较，说如冰似玉的越州青瓷最佳，能让茶汤颜色显得碧绿。”

这段描述借老人之口，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陆羽（字鸿渐）所著《茶经》内容丰富，引导人们用更考究的方法煮茶、饮茶；二是紧扣本篇主题文物，介绍了茶鍑、风炉等茶器的特点，对上一层意思作进一步举例说明。这段轻松而不乏细节的描述，实际上逐字逐句都是对《茶经》原文的转化。为便于对照，将其进行了整理（表1）。

作者根据文物阐释需要，从《茶经》中选取能说明问题的史料，综合运用概括和“直译”“意译”的方法，将古籍记载转化为今天大众读者易于接受的表述。这篇文章的逻辑架构和亮点设计也得益于研读《茶经》，前辈学者或谓“要在材料中发现问题，而不是抱着问题去翻材料”，正是这个道理。

近年来，考古发现、学术研究成果日新月异，文物阐释需要吸纳前沿成果。比如《洛阳含嘉仓第160窖存谷与底层结构：大唐第一粮仓的奥秘》一篇中，提到含嘉仓储粮区域的总面积“有1.5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这个简单又生活化的类比背后，是作者对半个世纪间含嘉仓考古发掘相关数据的综合运用。含嘉仓由隋唐洛阳城北部的含嘉城改扩建而成，20世纪70至80年代发掘期间，研究认为储粮范围在含嘉城内，从城墙范围得知总面积约为43万平方米。而近年来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含嘉仓“是一个超出含嘉城区域，在含嘉城西墙东西两侧均有仓窖区的庞大粮仓系统”，“布局在东西宽约980米（西区380米与东区600米之和）、南北长约700米的范围内”，由此计算可知储粮区域总面积约为68.6万平方米。如果只给出一个数据，大众读者难以形成感性认识，因此作者用面积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类比，使读者感受隋唐含嘉仓规模之宏阔。

“要使科普作品深入浅出，就要善于把科学技术中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或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际存在的东西，采用人们经常见到的最普遍的东西做比喻”，这是科普创作的规律，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要恰当处理“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之间的关系。创作者秉持“举轻若重”的态度，充分运用一手资料，参考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前沿成果，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细节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现实生活和受众特点的认知，完成深入浅出的转化，方能呈现“举重若轻”的科普阐释，实现科普的大众化宗旨。

四、“回应”与“引导”：互动意义的凸显

科普活动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2002年颁布、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条指出：“开展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可见，让公众“参与”也是科普的目的之一。与讲解导览、研学课程、学术讲座等场景感强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形式相比，互动性在科普图书中的表现虽相对较弱，但意义不可小觑，特别是要注重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并以科学态度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

科普图书大量涌现难免造成质量的良莠不齐，“题目名称相似、文章核心内容重复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有粗制滥造、东拼西凑的现象出现”。在主题、内容相近的科普图书中，难免存在互相传抄的情况，有时在传抄中走了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的变成了错的；有时某一内容本来就有错误，传抄导致以讹传讹，错得愈发离谱。更具隐患的是，科普图书不像学术论著那样大量使用注释、罗列参考文献，故而容易造成知识和观点的“不可追溯性”，加之科普图书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所以创作尤应慎之又慎，保障所传播知识和观点的严谨、公允。

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知识特别能使观众产生兴趣、留下印象，这也就成为文博类科普图书中选用率较高的素材。比如唐代流行一时的球形银香囊，其球体内部有一套机械平衡装置（图4），包括一大一小两个同心圆环以及盛放香料的香盂，无论香囊怎样滚动，香盂都始终保持水平，里面的香料和香灰不会撒出来。很多科普图书阐释此类香囊时，都会提到这种机械平衡装置与陀螺仪的关系，但说法千差万别，如“银香囊的机关实际上是一个陀螺仪”“将近代才用于航海的陀螺仪置于其中”“其原理同现代陀螺仪如出一辙”“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等等，细究可以发现并不是一个意思。

在《思接千载》一书中，为了厘清银香囊内部结构和陀螺仪到底是什么关系，作者通过查阅工程学相关书籍中对陀螺仪原理的解读，将香囊内部结构中的双环与“自由度”概念对应，将香盂与机械陀螺仪的“转子（即陀螺）”类比，并配合展示双自由度陀螺仪结构示意图，让读者对香囊内部结构与陀螺仪的关系一目了然，认识到二者并非完全“相同”，而是科学原理和结构上的“相通”。文物科普阐释中跨学科知识的引入，既启示文博工作者拓宽视野，注重不同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又能帮助公众形成更加科学的认知。

再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吴越政权的鎏金铜观音造像（图5），呈“水月观音”形象，这是中国自创的一种佛教造像，反映出佛教的中国化。关于水月观音造型、源流的研究颇多，但这种形象因何以“水月”为名却少有解析，而这又是观众由表及里、由“名”及“实”了解文物时首先会发出的疑问。鉴于此，《思接千载》一书在阐释这件文物时，便将“水月”之名的文化意蕴作为一个深入解析的问题，揭示了“水月”是中国人自古用来表达精神世界的重要意象，在佛教与中华文化融合发展的历程中，也成为阐释佛法常用的隐喻。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化的佛教义理，共同孕育了“水月观音”。这一内容设计解答了观众的疑问，也深化了文章的主旨，让读者感受到来自异域的佛教在华夏风土浸润下呈现出的独特文化魅力。

诸如此类的回应与引导，在《思接千载》一书中多次体现。这来源于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作者团队长期在一线与观众打交道留下的互动印象，甚至为精准把握观众兴趣点而在文物展柜旁进行的“蹲守”调研。这也正说明了一个问题—一线工作者是科普作品最理想的创作者。

读书是一个民族传承文脉、涵育精神的基本途径。近年来，“全民阅读”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并连续1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1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布。与此同时，博物馆正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平台，对促进人民美好生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独特作用。在“全民阅读”和“文博热”潮流的汇聚下，文博类科普图书作为博物馆知识传播与公众互动不可或缺的媒介，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元的发展路径。在科普图书中讲好文物故事，尤其需要博物馆的一线工作者加强笔耕，将阵地从“场上”发展到“案头”，让“场上”与“案头”相辅相成，充分借助与社会公众的联系，为专业研究之树的培育提供源头活水，在知识的再生产方面不断取得公众满意的新成绩。

来源：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