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有言:孙传庭死,明亡矣。这句史话,便深刻道出了崇祯末年,明朝的危急存亡。大明王朝在崇祯末期,已经奄奄一息。虽然全国还有接近百万的军队,但能真正派上用场的精锐部队,却少之又少。吴三桂所率的关宁铁骑驻守山海关,肩负着抵抗后金大汗皇太极的重任,却始终无法调动;湖广的左良玉军虽有十余万兵力,却只顾守住本地,始终不为朝廷调遣。而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时刻,崇祯皇帝所能调动的,唯有陕西巡抚孙传庭所领的陕西营兵,亦即那支备受瞩目的秦军。
这支秦军为何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依然保持战斗力和积极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得到的军饷和赏钱的支援十分充足。可是,长期受困的陕西是如何供养这支10万大军的呢? 在1628年,年仅17岁的朱由检登基,成为崇祯皇帝。虽然他名为新帝,实则统治初期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他以吝啬著称。当时,陕西连年灾荒,百姓困苦不堪,许多人早已陷入绝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天启六年(1626年)到崇祯九年(1636年),陕西的巡抚一换再换,短短十年内,已经换了七任。正当朝廷中的官员们对陕西的治理望而却步时,孙传庭这位本是正在家中照顾老母的中年人,毅然请缨担任陕西巡抚。彼时的陕西不仅充斥着灾民,还四处有起义军活动,贼乱关中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尤以高迎祥、拓养坤的势力最为强大,闯王、蝎子块等名字也逐渐成了那一时期的代名词。 终于,在1636年,孙传庭踏上了赴陕西的征程,崇祯亲自会见他,但在资金上却极为吝啬,只允诺提供6万两银子,之后的军费和粮饷,皆需孙传庭自行解决。而陕西的土地问题,更是复杂:许多本应供给士兵的土地早已被当地的权贵侵占,导致士兵的逃亡现象严重,而这些权贵往往肆意妄为,逃脱责任,连应交的税赋也未曾交清。 孙传庭上任后,深入一线实地调查,发现陕西的形势已经异常严峻:遍地皆寇,而问兵无兵,问饷无饷。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孙传庭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只有依靠征收税赋来维持秦军的生计。明初的军队制度本是通过土地来养兵,按照照军给地,以地养军的制度,士兵分得土地,既能自给自足,又能确保军队的运转。但这一制度已经渐渐荒废,土地多被当地权贵占据,孙传庭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为了维持军队的生计,孙传庭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他发布了《清屯示》,要求将侵占的屯田土地收回。他动用了非常手段,首先对多占屯田的权贵画出了红线,严令他们交出多占的土地,并明确威胁,如果继续阻挠,将一律处以死刑。其次,他查阅了明初的档案,了解各地士兵的分布和土地数量,开始对土地进行清查,要求对各个地块逐一核实,确保一切都能公开透明。他还亲自规定了应交纳的粮食数量,并对多占土地的权贵、官员以及军人一一建立档案,确保征收的粮食不被滥用。 为了确保这笔军费能够按时送达,并防止滥用,孙传庭下令将所有征得的粮饷送到永丰仓,专门用于军饷和修筑城墙。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陕西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到月底,孙传庭清理了大量的土地,成功归还了部分土地给朝廷,军饷也得到了合理的筹集,得到了足够的支持。他的秦军战斗力日益增强,兵员迅速补充到位,军队开始进行有序的整训。 随着局势的逐步恢复,孙传庭带领秦军成功击溃了高迎祥等起义军的多股力量,也逐渐成为了明末各地的救火队,随时为崇祯朝廷灭火、解困。孙传庭的这一番整顿,不仅保住了陕西的稳定,也为其他危机四伏的地区带来了些许希望。而正是凭借着这支生力军,明朝才在崇祯末年,硬生生顶住了历史的重压,至少在短时间内延续了这片土地上的朝代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