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昏庸”程度给众多末代国君进行排名，李煜一定是位居末尾的，他勤政爱民，变更弊政；若以“文采”高低进行排名，李煜绝对是榜首的有力竞争者，被誉为“千古词帝”的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句，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外他还涉猎书法，精通音律。可就是这样一位完全和昏庸搭不上边的国主为何难保江山呢？

一、再复唐号，乱世沉浮

昇元二年（938），在大唐帝国灭亡的三十余年后，恢复李姓，改名为昪的李昪重新以“唐”为国号，以金陵为国都，史称南唐。虽身为开国之君，但李昪并未有大一统的野望，“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甚至主动与同为割据政权的邻居吴越、南汉、马楚、后蜀保持友好关系，正是这番保境息民的举动，使得南唐得到了七年的和平，一跃成为“十国”中的最强者。

不过李昪的谨慎务实遭到了大臣的质疑，冯延巳甚至讥主为“田舍翁”，不过当李昪之子李璟即位并大兴刀兵后，才知道“开疆拓土”并非易事——南征马楚，初期势如破竹，可在后周的干预下功败垂成；北伐闽国，南唐虽一度吞并其地，却因军纪涣散、将帅失和而民心尽失，徒劳无获，最终反被后周趁虚而入，南唐不仅丧失江北十四州，更被迫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奉后周正朔，称臣纳贡，南唐由盛转衰。

升元元年（937年），李璟第六子李煜出生，生有“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此等异相遭长兄太子李弘冀猜忌，为避祸他主动远离朝堂，醉心诗文、书画与音律，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是他词艺精进的关键阶段，然而命运并未因他的退避而宽宥——李弘冀暴卒后，李煜被推上太子之位，继而登基为国主，可他面对的是比后周更强大的北宋，他拥有的是比父亲更孱弱的江山。

命运不因退让而止步，李煜也并未就此屈从，为了守护南唐江山，他继位之初便诏令减免税收、免除徭役，与民生息。针对父亲在位时的激烈党争，李煜力图调和朝堂矛盾，同时设立“澄心堂制度”来避免权臣专断，还大力提拔一批寒门才俊，甚至李煜还是个工作狂，不仅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而且还要求大臣们值班，“召对咨访，率至夜分”。

二、尊宋保国，江南国主

尽管李煜的救国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南唐在自救的同时北宋亦在为平定天下做着准备，李煜对社稷江山的爱令人动容，可赵匡胤的大一统意志亦如铁壁般不可动摇，为了争取一线生机，李煜低下一国之君的高傲头颅，主动遣使入汴京称臣，连年进贡献上奇珍异宝，甚至去除唐号而改称“江南国主”极尽谦恭。

面对李煜的卖力表演，赵匡胤也给足了面子，乾德元年（963），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赵匡胤不许，此外还赐以金印紫绶，允其保有衣冠制度。但赵匡胤的恩宠背后，是对吞并南唐的志在必得，他不仅扣留了作为使者的李煜之弟李从善，更是在汴阳坊赏赐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

当然了，李煜的自救之举也并非完全正确，比如他曾要求减轻刑罚还复核案件，但却因过度宽纵，致使盗匪横行、纲纪渐弛；还有他为了贿赂北宋权贵，不惜挪用国库金帛，致使府库空虚，只得一改之前轻徭薄赋，向百姓征收各种苛捐杂税。

而更致命的是，李煜尚奢侈、好声色，还过度倚重佛教以求精神慰藉，广建寺院，耗费巨大，阿谀奉承之辈以此为契机，竞相献佛以邀宠，此外李煜还免除寺院田产的赋税，允许僧人不用服役，逼得百姓纷纷出家避役，这些矛盾的挣扎，恰如他词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他也将在汴梁饱尝亡国之痛与思乡之情。

三、城破国亡，词帝无词

无论是李煜还是赵匡胤都心知肚明，迟早有一天会兵戈相见，因此李煜在暗中备战，训练水师、加固城墙、疏浚护城河、囤积粮草兵器，当北宋的铁骑催动时，李煜毅然撕开怯懦的假面，决定与北宋交战，他亲登金陵城楼督战，命将士死守孤城，可北宋尽围金陵，昼夜攻城，攻与守的决心终成南唐命运的十字路口——城破之日，李煜素服出降。

对于李煜的顽强抵抗，赵匡胤并未加害，不过还是心有不忿，以“违命侯”封之，与之截然相反的南汉后主刘鋹，不仅没有任何亡国之恨，反而甘心为北宋效力，甚至认为自己投降得早，“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赵匡胤闻之大笑，赐其宅邸田产，恩宠有加，而李煜幽居汴京，在故国之思与阶下之辱间反复煎熬，终日以泪洗面，唯寄情于诗词。

而李煜想不到的是，为自己带来死局的亦是昔日顽强的抵抗和今日的悼念之词，《虞美人》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句，竟成催命符，宋太宗赵光义得知后勃然震怒，以为其心未死、志犹在，加上对辽战争不顺，担心李煜暗中联络旧部、图谋复国，于是将之鸩杀，一代词帝，因词而亡，亡而无词。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亡国之痛的催动，李煜将词心淬炼至极致，以血泪为墨、故国为纸，写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可词写的再好，李煜也未能挽回南唐倾颓的国运，甚至失去生命，何其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