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提倡的三代之治成为了许多儒生心中的政治理想。简单来说，他们的追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致君尧舜。但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曲折的。所谓万恶的封建社会，其实是相对于今天这个新时代而言的。假如我们将封建时代与尧舜禹所处的远古时期相比，那封建时代无疑已经进步了很多。那这种进步，具体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首先，最显著的进步无疑是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力的进步，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从远古时代到封建时代，生产力经历了质的提升。说到这一点，或许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句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了。相较于尧舜禹时期的青铜器时代，封建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尧舜禹的时代，人们还生活在青铜器文明中，生产工具主要依赖青铜器，包括农业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等。而这种青铜器时代的生产工具，虽然让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自然，但由于技术的局限性，生产力的提升空间非常有限。虽然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五谷，居住地也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但受限于工具的简单，土地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这种局限意味着土地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是十分有限的。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面对自然灾害或部落入侵时，人们的防御能力非常薄弱。在商朝时期，城市不断迁徙的现象，就是由于生产力不足，土地耕作一段时间后，无法持续维持足够的产量，导致了人口的迁移。这个过程并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随着水草而迁徙，而是因为土地的贫瘠，必须要将大量的人口迁徙到新的地方去。商朝的多次迁都，就是这种局面下的必然选择。而到了周朝以后，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才开始逐渐稳定下来。

其次，封建时代的文化进步，也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技术进步还不足以完全证明封建时代相较远古时代有进步的话，那么文化上的进步则显得尤为关键。在这里谈的文化，并不是狭义上的诗词歌赋，而是广义的文化，包括所有社会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而最根本的，文化的核心始终是人。人的进步，意味着文化的进步。

相较于远古时代，封建时代的人们在文化上有了显著的提升。从个体的角度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今天我们一提到封建社会，往往想到的是种种压迫、不平等现象，这让我们觉得封建时代或许不如远古时期。但如果深入思考，你会发现，远古时代的人们，虽然生存艰难，但他们并未真正意识到我的存在，而是更多地依赖于部族的集体认同。在尧舜禹时代，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人们主要依赖部落而非个体。从那些远古传说和故事来看，远古时代的文化核心是部族，个人的存在感并不强。

到了封建时代，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开始有了更多关于自我的思考。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关于贵族压迫百姓的故事流传，这也说明人们逐渐认识到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拥有独立的存在感。此外，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开始形成更深的国家认同。与远古时代不同，远古时期的人们只关心自己部落的安危，而封建时代的人们，不管身处何地，都会关心远方国家的命运。例如，即便是生活在南方的人，也能意识到北方的草原民族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大家开始关心起远方的同胞是否会遭受侵略，因为这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这种文化认同的进步，说明社会已不再仅仅依靠血脉来维系联系，而是逐步走向了文化认同，后者无疑比前者更为先进。

最后，封建时代的社会制度相比远古时代，也有了巨大的进步。虽然儒家曾把三代之治描述成理想的社会模式，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平等、公正，但从今天的角度看，远古社会的制度实际上远不如封建社会那么精细。在远古时代，部落之主虽然不会对百姓征收太多税赋，但这种公平并非基于对百姓的关怀，而是因为生产力极其低下，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部落之主对百姓的宽容，其实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动机。远古时代的社会制度相对粗放，缺乏制度化、精细化的管理，无法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到了封建时代，尽管官员腐败现象依然存在，但社会的制度逐步得到了精细化管理，国家的力量可以集中，战力得以调动，社会的运作更加规范。 总的来说，虽然儒家曾以三代之治作为理想化的政治愿景，实际上这其中更多的是出于儒家对虚君政治的追求。理想中的致君尧舜，更多是希望皇帝在高位上扮演象征性角色，实际的政治运作则交由臣子管理。但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往往未能在历史中实现。无论如何，历史的进程是相对的，虽然我们今天可能认为封建时代落后，但如果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们看到一个能够自给自足、不必与野兽争斗的时代，或许他们也会心生向往。正如今天的我们向往未来，封建时代向往今天，远古时代也在期待着那个更为光明的未来。历史，总是在这样的期待与向往中一步步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