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全党中的威信日渐增强，大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只要按毛泽东的指引去做，就能应对任何复杂的局面、解决任何难题，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无论何时何地，毛泽东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未雨绸缪，始终把工作做在前头。这种优势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寻求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积极为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做准备。然而，国内外的形势让他暂时无法发动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的氛围普遍趋向和平与民主，尤其是经历了日寇侵华的中国，更渴望消除内战，休养生息；而蒋介石因避战、保存实力，将军队撤退到西北和西南，虽然美国帮助他运兵占领大城市，但他的兵力仍然分散，调兵遣将、排兵布阵需要时间。在这种局势下，蒋介石巧妙地耍起了缓兵之计，连续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似乎是在玩弄和谈的骗局。而毛泽东则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意识到美国不希望蒋介石立刻发动内战，因为内战可能导致国民政府垮台，反而会给中国共产党创造机会；苏联同样反对内战，因为它担心一旦爆发内战，可能会影响苏联的利益和安全，甚至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分析让他得出结论：蒋介石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争取对共产党和人民有利的条件。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占尽先机的第一个关键所在。

在重庆，毛泽东充分利用所有机会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与国民党内部的各派人物接触，向他们传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与真诚态度。8月3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拜会了宋庆龄、张澜等人；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鸡尾酒会，参加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等300余人；9月下旬，毛泽东还会见了陈立夫和戴季陶等国民党要员。毛泽东的每一步行动都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与团结的坚定决心，也彻底消除了之前对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误解和偏见，形成了强大的支持力量。这是毛泽东占尽先机的第五个体现。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43天里，几乎每天都在紧张工作中度过。他与周恩来、王若飞住在红岩村的二楼，与工作人员讨论和分析国民党谈判的情况，研究党派的心理和谈判的细节，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直至深夜。他们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周恩来起草电报、安排工作，而毛泽东则深入了解报纸上的各类报道，掌握舆论动态，精确把握时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国共双方最终在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虽然这些协议只停留在纸面上，毛泽东为争取和平民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却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的赞赏。虽然蒋介石随后撕毁了协议，但毛泽东此次重庆谈判，凭借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意愿，不仅教育了全国人民，提升了党的威信，更极大地巩固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此次谈判使本来犹豫不决的中间阶级坚定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形成了强大的联合阵线，彻底孤立了失去支持的国民党。毛泽东早在赴重庆前就已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当蒋介石最终发动内战时，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上，都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国民党反动派的败局几乎是注定的。这是毛泽东占尽先机的第六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