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一年在历史上没什么大事。黄仁宇先生后来写《万历十五年》，说这一年“表面上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年，万历皇帝24岁。他已经有四年不上朝了。往后还有二十四年，他也不会再上朝。

如果一个人28年不上班，公司还能正常运转吗？

不上朝不等于不干活。很多人以为，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就是躺平不干事了。

错了。明朝的“朝”，指的是每天早上的大朝会。百官齐聚，皇帝坐殿，礼仪性的成分多，实际处理政务的成分少。这就好比现在公司的全员大会，开得再多，也不代表公司能运转好。

万历虽然不上朝，但奏章照批，人事照管，大事照办。

朝鲜之役，日军入侵，朝鲜国王跑来求救。万历拍板：打！调兵四万，运粮数万石，一战收复平壤，再战逐敌至釜山。前后七年，把丰臣秀吉的大军赶回日本。

宁夏之乱，蒙古人哱拜造反。万历调度四方兵力，运筹帷幄，最终平定。

播州之乱，土司杨应龙割据三十年。万历决意用兵，明军破娄山关，捣海龙囤，把这片与中央隔绝了千年的土地重新收归版图。

这三大战役，史称“万历三大征”，全都是在万历不上朝的时期打赢的。

为什么不上朝？腿疼只是表面。

1958年，考古学家打开定陵。万历皇帝的遗骸被抬出来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他的右腿明显比左腿短，呈蜷曲状。结合史料记载，他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腿疾，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个走路都困难的人，怎么每天去参加大朝会？怎么在百官面前端坐几个时辰？但腿疼只是表面。万历真正不想见的，是那帮文官。

明朝的文官，有一个算一个，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导”皇帝。你今天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当太子，他们说不行，必须立长子。你想多给郑贵妃一点宠爱，他们说你沉溺女色。你想休息几天，他们说你怠政。

万历十八年，大理寺官员雒于仁上了一道奏疏，直接骂皇帝“酒色财气”，说他“嗜酒”“恋色”“贪财”“尚气”。换一个脾气大的皇帝，这种人早就砍了。万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了事，然后自己一个人生闷气。

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是十几年如一日。奏疏如雪片般飞来，全是骂他的。他越解释，骂得越凶。他不解释，骂得更凶。怎么办？只能躲。

万历敢躲，是因为明朝的制度给了他底气。

朱元璋废除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棣设立内阁，帮皇帝处理政务。宣宗时期，司礼监有了“批红权”，太监可以代皇帝批奏章。再加上东厂、西厂、锦衣卫，监视百官动向。

这套制度设计，把皇权牢牢锁在皇帝手里。哪怕皇帝不上朝，内阁还在运转，六部还在办事，太监还在批红，锦衣卫还在监视。没有人能造反，没有人能架空。

万历很清楚这一点。他躲在深宫里，不是真的不管事，而是用另一种方式管事——批奏章，发谕旨，派锦衣卫暗中观察。效率可能比上朝还高。

万历真正的心结，是国本之争。他喜欢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但文官们死咬“立嫡立长”的祖制，非要立宫女生的长子朱常洛。双方僵持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文官们前赴后继地上书，有人被贬官，有人被廷杖，有人被革职。但他们不在乎，因为“死谏”是文官的最高荣誉。越是被打，名声越好。

万历看透了。他看透这帮人不是在维护祖制，是在刷存在感。他看透这个体制已经不是帮他治国，而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他看透无论自己怎么做，都逃不过被骂的命运。

那就躲吧。躲不是放弃，是不陪你们玩了。

如果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是硬扛还是躲？

万历的“躲”，是有代价的。官员缺额越来越严重。六部尚书缺了三个，侍郎缺了五个，各地知府缺了二十五个。奏章堆积如山，没人批。人事调动停滞，没人管。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上书说：“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此犹可为国乎？”这奏疏递上去，石沉大海。

女真人努尔哈赤在东北慢慢坐大。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十几万人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北京，百官跪在文华门外请求发兵，万历仍然不理。

明朝的气数，就这样一点一点耗尽。

清人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话不算冤枉他。

万历临终前，留下一份遗诏。他这样评价自己：

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兢兢业业，后来因为多病静养，耽误了朝政，想起来很后悔。

这话是真的，也不全是真的。

他真的多病，腿疾折磨了他几十年。他也真的后悔，最后几年确实想改，但身体不允许了。

可更大的真相是：他看透了这个死局，却又无力打破，只好用28年的沉默，给大明朝画上一个苍凉的句号。

万历的悲剧，不是懒，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赢不了，清醒地知道这个国家在慢慢沉没，清醒地知道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他选择转过身去，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