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马年到来，喜气洋洋。本平台连续两天刊登了北京市史志专家范登生先生写马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

马，华夏民族的朋友，马文化，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其中有藏在珍贵文物中的，请看范登生先生如何揭秘。

藏在中华文物里的马文化

作者/范登生

丙午新春，马蹄声疾。在辞旧迎新的喧闹中，有一场跨越千年的“骐”遇正静默上演——从战国至唐代的百余件陶瓷马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展出；北京琉璃河遗址的青铜车马器穿越三千年，依旧铃响威仪在；甘肃省博物馆的铜奔马化身春晚吉祥物“骥骥”，以“一蹄踏千钧”之姿走进千家万户。这些静立于展柜中的马，曾是战场上的铁骑、仪仗中的威仪、驿道上的信使、宫廷中的舞者，更是中华民族勇毅与浪漫的见证。

让我们以材质为径，走进中华文物中的马文化，听它们讲述那些奔腾不息的故事。

一、陶土塑魂：从殉葬礼仪到盛世风华

陶，是人类最早驯服的材料之一。当匠人的手指将湿软的泥土塑成马的形状，再经烈火烧结成永恒，陶马便承载了古人对生死、礼仪与权力的全部想象。

在河北邯郸北朝考古博物馆，一支由300多件陶俑组成的“地下仪仗队”令人屏息。它们出土于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墓，其中90件甲骑具装俑构成了核心战力——骑士头戴兜鍪、身披披膊，战马全身披挂具装铠，仅露出眼睛、口鼻和马蹄。这是北朝三百年战乱与融合的缩影，也是“甲骑具装”这一重装骑兵黄金时代的实物见证。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陶马的制作工艺极为考究：头部单独模制，耳朵另行安插，马尾捏塑后粘接，甚至为防止细腿折断，内部还嵌入了铁丝。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的制作模式，既保证了批量生产的效率，又让每一匹陶马都独具神韵。

如果说北朝陶马是铁血时代的写照，唐代三彩马则映射出盛世的雍容与欢愉。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展厅里，一件三彩打马球俑尤具视觉张力：骏马飞奔的姿态几乎与地面平行，骑手挥杖击球，其动感堪比足球赛场的“凌空抽射”。这项源于波斯的运动，在唐代风靡朝野，成为贵族生活中速度与激情的象征。更令人称奇的是舞马形象——它们“衣以文绣，络以金铃”，经特殊训练后可随乐声翩跹起舞。唐玄宗时，宫中驯养舞马数百匹，每逢千秋节便盛装表演，甚至能衔杯祝寿。然而安史之乱后，舞马流落民间，传说有舞马闻乐起舞，被不明就里的养马人当作妖孽打死——盛世的繁华与幻灭，竟浓缩于一匹陶马的故事里。

陶马中也不乏温情的存在。西晋黄釉骑马俑神态安详，十六国时期的褐绿釉马上羽人俑则带着一丝神秘色彩。这些或威武或欢愉或神秘的陶马，共同诉说着一个道理：马不仅是交通工具和战争机器，更是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寄托。

二、青铜铸史：从礼制象征到天马行空

青铜之坚，足以承载千年。当马的形象被浇筑进青铜，它便从尘世走向庙堂，从实用品升华为礼制的符号。

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青铜车马器，是这一升华过程的最早见证。铜銮铃装于车衡，马行铃响，威仪尽显；铜当卢饰于马额，纹样精美，护面彰礼。这套完整的车马器与大型车马坑相互印证，共同构成西周车马礼制的实物体系。而燕侯级大墓出土的海贝铜质马辔饰，以异域海贝与青铜联缀而成，成为早期中外交流的珍贵物证。三千年前的“吉金”犹响，仿佛仍在诉说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老法则。

这一礼制传统源远流长。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盠”青铜驹尊，腹内铸铭文记录周王亲自主持“执驹”之礼——两岁小马离群服役，天子亲自为其系上马具。这件由贵族“盠”为感恩而铸的器物，使三千年前的马政制度跃然于青铜之上。而东周洛阳王城广场车马坑中“天子驾六”的发现，则让典籍中的等级秩序获得了直观的实物印证。

当秦始皇将征战车马以青铜凝铸，他展现的是横扫六合的武功与自信。秦陵铜车马以二分之一比例缩小，八匹铜马神态各异，络头、缰绳均以金银为饰，其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这套完整的仪仗车马，不仅是秦始皇地下王朝的缩影，更是大一统帝国气度的物质表达。

汉代青铜马则将这种气度推向极致。1969年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以“三足腾空、一足踏鸟”之姿，成为跨越千年的美学奇迹。它不属于整齐列队的青铜仪仗，而是以一种不合“队形”的姿态脱颖而出——昂首向天，口鼻张开如嘶鸣，脖颈弯曲如弓，唯有右后蹄轻轻点在一只飞鸟背上。X光扫描揭开了它屹立不倒的秘密：工匠在承重的马蹄支撑腿内嵌入铁芯，形成“铁骨铜腿”的复合结构。这种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让“天马行空”从想象变为可视的永恒。

同属汉代的上乘之作，还有茂陵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马。它以汗血宝马为原型，通体鎏金，四腿直立，头部造型尤为生动——粉鼻亮眼，口微张露出六颗牙齿。“沉静中蕴含阳刚之美，动静相宜”，这匹“汗血宝马”多年来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较晚的三国青铜马则展现了另一种气度。襄阳出土的这匹青铜立马高、长均为163厘米，重达720斤，被誉为“中华第一青铜立马”。它没有繁复的装饰，仅以简洁凝练的造型，便在沉静中蕴藏磅礴力量。网友们称其为文物界“实力派酷帅男神”，这种跨越千年的审美共鸣，正是好马无需多言的明证。

三、竹木传神：从民间意趣到文人风骨

与青铜的庄严、陶土的厚重不同，竹木之器多了一份温润与灵动。在干燥的西北地区，大量汉代木马得以保存至今，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民间意趣的窗口。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马，距今两千余年，仍保留着完好品相。它们由头、颈、身躯、四腿、尾部分段雕刻后拼合而成，通体涂黑，用刀刻出眼、鼻、唇，造型简练却神态生动。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木马在细节塑造上与《相马经》中“良马”的标准高度吻合：耳尖而小（肝小则通人意），目大如铃（心大则临危不惊），鼻阔可握拳（肺大则善奔走）。民间匠人虽无宫廷工坊的奢华材料，却凭借对马的深刻观察，精准捕捉了“凉州大马”的雄健体态与内在神韵。

武威西夏墓出土的彩绘木板画，则展现了另一种风格。一件墨书“大六”的牵马图，以奔放的造型记录了党项人的日常生活。线条粗犷却不失生动，马的矫健与人的从容相映成趣，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驼铃马嘶。

当马进入文人视野，它便从实用之物升华为精神寄托。清初吴之璠的竹雕牧马图笔筒，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竹筒外壁浮雕一马仰卧翻滚，旁有一养马人持绳含笑睥睨。马张目露齿，鬃毛四散，作腰腿用力滚转之态；圉人侧身跨步，充满动感。吴之璠是康熙年间竹雕名家，他所创的“薄地阳文”技法，在留白处衬出主题，于人马的神情、肌肤、衣纹处再作细腻雕刻，鬣毛则丝丝可数。这不只是一幅牧马图，更是文人眼中自由不羁的生命姿态。

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竹根雕骑马人，同样意境悠远。竹根天然的纹理与雕琢浑然一体，骑马人神态安详，马步从容，仿佛正行走在归隐的山间小径。从战马到驿马，从仪仗之马到隐逸之马，竹木之器以其特有的温润，记录了中国人心目中马的不同面相。

四、丹青写意：从仪仗威仪到驿路疾驰

当马的形象跃然于绢素壁画，它便获得了另一种生命力——不再受材质所限，可以自由驰骋于画师笔下的任何时空。

泰山脚下，岱庙天贶殿内，宋代《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绵延62米，描绘了泰山神出巡与回銮的宏大场面。画中牵引玉辂的六匹御马，成为马年的一抹亮色。辕马居中，络头与攀胸缀满红缨，黑边白鞍衬着淡青障泥；前方五匹驸马虽无鞍鞯，却以障泥覆背，络头红缨相映成趣。这不仅是艺术的呈现，更是宋代舆服制度的形象注脚。《宋史·仪卫志》中关于御马装饰的详细记载，在这里化作了可触可感的丹青盛景。

如果说《启跸回銮图》展现的是威仪，那么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驿使图》则记录了速度。画中驿使手持“檄文”，马背绑着“传符袋”，策马疾驰的瞬间被高度凝练地定格。这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邮递员”形象的画作，直至今日仍印在中国邮政的标识之中。一匹飞驰的驿马，连接的是广袤疆域中的行政节奏——命令、军情、司法与礼仪，正是借助这样的马匹，在幅员辽阔的帝国中保持同步。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传驿马名籍》简，则将画面背后的制度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简牍详细记录了当时驿站对马匹的严格管理：每匹马均登记于名籍，载明其名字、年龄、身高。目前出土的汉简中可见大量购马记录，价格在“六畜”之中最高，足见汉王朝对马匹使用的高度重视。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唐代《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则将宏大制度落实为日常细节：“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一匹匹马，一斗斗料，无数驿卒、官员、商旅在同一网络中各司其职，使边疆与中原依循共同的规则彼此连接。

马蹄踏出中华路。从殷墟妇好墓的玉马到秦始皇陵的铜车马，从北朝的甲骑具装到唐代的三彩舞马，从河西走廊的彩绘木马到故宫的竹雕牧马图——这些材质各异、形态万千的马，串联起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史。

西周时，马是礼制的载体，銮铃声声彰显等级秩序；汉代时，马是国家力量的象征，铜奔马“一蹄踏千钧”映射开拓远方的气魄；北朝时，马是民族融合的见证，甲骑具装凝聚着游牧与农耕的军事智慧；唐代时，马是盛世风华的写照，舞马与打马球承载着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及至明清，马又成为文人精神的寄托，在竹木与丹青间获得永恒。

更重要的是马还贯通了道路，联结了四方。茶马互市中，马匹推动跨区域资源流通；驿传体系中，马匹加速信息传递；丝绸之路上的马匹，则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马蹄声声，踏出的是迢迢道路，连接的是辽远山河，凝聚的正是绵延不绝的“我们”。

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中与这些千年马儿相遇，它们或以铜奔马的矫健令我们惊叹，或以黄玉马的微笑治愈我们，或以彩绘木马的质朴打动我们。这些穿越时光的“骐”遇，让我们得以触摸中华文明的脉搏——那是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一种昂首奋蹄的精神，一种踏遍山河终成诗的文化记忆。愿这些藏在中华文物里千姿百态的马文化，继续在新时代的征途上昂首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