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6日中午，曾泽生正安静地吃着午饭，忽然，副官乔景轩推门进来，神色匆忙：报告，兵团部打来的电话，郑司令官让军座马上过去。曾泽生愣了一下，心中不由得一惊，匆忙对副官说道：告诉他，我正在吃饭。然而，不到五分钟，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乔景轩赶紧接起电话，一听，神情愈加紧张，低声道：郑司令官请军座讲话。曾泽生心头一紧，局势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难以冷静。此前，他已经派出张秉昌和李峥二人出城，与我军商讨起义事宜，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两人尚未按时回城的情况下，郑洞国突然找他有事——难道起义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无奈，曾泽生只好拿起话筒，听到电话那头传来郑洞国焦虑的声音：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曾泽生依然不动声色地回应：我在吃饭。谁知，郑洞国语气中已带着急切：情况紧急，你马上来。曾泽生努力平复心情，故作镇定道：好的，我吃完这碗饭就去。放下话筒，他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寒意：郑洞国到底找我什么事？难道起义的事已经泄露？他迅速给陇耀和白肇学两个师长打去电话，得知郑洞国没有召他们一同去兵团司令部，心里稍微松了口气。曾泽生心中暗自分析：这次郑洞国召自己去兵团部，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真有紧急军务；第二种，则可能是起义计划已经暴露，郑洞国准备借机将他一网打尽。

不敢怠慢，曾泽生迅速行动，临行前，他反复考虑着可能出错的环节，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再次给陇耀和白肇学打去电话，坚定地说道：我这次去兵团部，无论发生什么天大的事，你们都不能离开部队。如果我被扣押，你们照计划行动。在赶到兵团部后，曾泽生没有任何拖延，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郑洞国：桂公，找我有什么事？这么急？郑洞国此时穿着一件美式夹克，正坐在沙发上，看到曾泽生神色慌张，心中不免泛起了一丝不安。

所幸，郑洞国并未多加留意曾泽生的神情，他直截了当地说道：锦州的消息昨天就断了，情况不明。他递给曾泽生蒋中正的手令和一封电报，刚刚派来的飞机空投的手令，‘剿总’也来电报，要求我们立刻突围。曾泽生心头一阵放松，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接过手令和电报，翻阅了一遍，随即问道：桂公，你打算怎么办？郑洞国叹了口气，似乎已经心力交瘁，还能怎么办？命令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事到如今，不成功则成仁；我们必须遵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开始行动，明日出击，18日突围。曾泽生苦笑道：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我们60军是没希望了。计划从哪条路走？郑洞国低头不语，抽起烟，声音低沉：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如果实在突不出去，就带队上长白山。曾泽生不禁皱眉，你还想在敌人的地盘上打游击？郑洞国抽了口烟，没有回答。

此时，曾泽生心头依然忧虑着张秉昌和李峥的消息，心中焦急，他便找了个借口，下午开会讨论行动计划，我派参谋长参加，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便转身离开兵团部。眼看一场风波似乎暂时平息，然而，危机并未结束。就在曾泽生回到军部时，张秉昌和李峥带来了新的消息。与此同时，他派人控制了暂编第52师长李嵩，却发生了意外——暂编52师副师长欧阳午竟然趁机向郑洞国打了电话。

电话中，欧阳午将一切都告诉了郑洞国：60军副官处处长张维鹏带人，已经宣布60军起义，李嵩和三个团长已经被控制，李师长的卫兵也全被缴械。听到这一消息，郑洞国一时有些犹豫。李嵩，军统特务出身，素来与60军将领不和，欧阳午的报告是否有所夸大，郑洞国心中一时没有作出判断，他应付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

然而，事后证明，欧阳午的告密策略相当巧妙。那时，曾泽生正在召开暂编21师的军官会议，动员他们加入起义。如果郑洞国当时果断出手，命令新7军与兵团部队对60军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郑洞国并未立即采取行动，欧阳午也未能得到指示。最终，欧阳午只能放弃，开始部署部队的后续行动。但他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60军成功起义后，欧阳午几经辗转，最终以战犯身份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得特赦。虽然根据相关规定，破坏起义的人不应被视为起义人员对待，但到1980年，因其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最高法院作出决定，将欧阳午视为起义人员，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 1948年10月17日午夜零点，曾泽生经过细致的思想动员后，终于下达了出城搞粮的命令。由于饥饿，许多官兵跃跃欲试，纷纷开始上路。然而，他们却意外发现，沿途竟无人阻拦他们。这一路的顺利前行，直到60军到达与我军事先约定的地点，曾泽生才宣布起义正式开始。至此，60军起义成功，而等待他们的，是我军准备的丰盛饭菜。饱受蒋军压迫的他们，终于可以畅快地吃上一顿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