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安良（1855—1918），原名马七五，字翰如，甘肃河州（今临夏）大河家人，马占鳌的长子。十七岁时，他追随父亲投降清朝，见到左宗棠时，毫不畏惧，赢得了左宗棠的好感。因其名为七五，左宗棠便赐予他安良二字，并赏赐七品军功顶戴。1886年，父亲马占鳌因病去世，马安良继承了父亲的职务，领导着父亲旧部的军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宁青地区再度爆发了反清起义，在董福祥的指挥下，起义很快被平定。马安良在镇压过程中表现卓越，成为董福祥的得力战将，清廷授予他副将总统衔，并赐予黄马褂，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

事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河州的历史背景。自太子寺战役胜利后，河州回民一度投降清朝，清廷对该地区处理宽松，使得当地的门宦势力得以保留，并有所发展。花寺门宦的教主马桂源被杀后，花寺门宦并未衰败，反而有所壮大。马占鳌出任花寺门宦的阿訇，而回军领袖马永瑞则成为华寺门宦教主的家族成员。随着时间推移，马来迟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子孙马永琳和马永瑞，围绕着教义的不同产生了激烈的争斗，最终导致了花寺门宦的分裂。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为太斯达勒一事，花寺门宦之间爆发了武斗。随着马占鳌的去世，这一内斗愈加激烈，最终引发了循环城的大规模冲突。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随着冲突升级，叛乱爆发，清廷遂调兵进剿。

清政府对叛乱的镇压异常残酷。汤彦和等人打下白庄塘后，发布了不分新老，一律剿办的命令，这使得新旧教民不再争斗，而是联合起来对抗清军。由于绿营军的战斗力下降且兵员不足，清军在与叛军的交战中不断溃败，形势愈加严峻。撒拉回的军队在积石关大败清军的王正坤，战果辉煌，迅速传遍甘青地区。清廷对甘宁地区起义的处理一度偏颇，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不仅加剧了当地百姓的不满，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随着社会动荡，西北百姓的生活愈加困难，叛乱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河州也加入了反清的行列。

清廷迅速调遣董福祥负责镇压甘肃的乱局。董福祥在九月底进入甘肃境内，迅速指挥军队展开反击。通过马福禄和马安良的招降，清军成功围攻了河州城。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战斗，清军终于在10月18日解开了河州的围困，并稳固了西宁地区的局势。虽然局部地区依旧存在残存势力，但清军逐步控制了河湟，局势逐渐平息。

马安良家族的崛起，是河湟事变后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中，马安良、马麒以及马福祥等人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们之所以能在这场事变中崛起，首先是因为董福祥继承了左宗棠的剿抚兼施策略，并重用马安良等人，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其次，清廷的中央集权逐渐松动，尤其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的焦点转向了东南，无法顾及西北地区。马安良等人趁机进入京城，扩大视野，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

随着地方政府的腐化无能，社会动荡不安，马安良等人也顺势上台，成为地方上的新兴势力。在这过程中，他们通过不断打压异己、拉拢门宦上层人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在与反清起事的回族首领建立联系后，马安良家族成功获得了回族上层的信任与支持，从而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马安良家族能够迅速取得河州回族上层的支持，除了得益于历史的积累外，还与其在河湟事变中的立场密切相关。事变中，反清回族家族成员往往与清军将领有着复杂的关系，他们与马安良的合作，源于马占鳌当年赢得的民心。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马安良成功将反清力量转化为自己的盟友，最终平定了事变。

在事变后的善后工作中，马安良采取了双重策略，既加强了对回族教主的打压，又拉拢了部分门宦的核心成员，使得自己与回族的关系日益紧密。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操作，马安良成功地在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权力网络，并成为了回族社会的主导力量。

平定河湟之乱后，马安良凭借其卓越的贡献，获得了花翎副将总统衔，并被授予黄马褂。他和其他领导者在事后的善后工作中，通过打压和拉拢门宦家族，加强了与回族社区的联系，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马安良的成功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更通过灵活的政治手段，获得了地方的广泛支持。在回族社会的纷乱中，他成为了能够代表回族与政府沟通的关键人物，并为河湟地区的稳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