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宁县，位于湖南省宝庆邵阳市下，是湘西南一片人杰地灵的美丽土地。今天，让我们一同回顾和梳理一下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段特别记忆——从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期间，绥宁县的历任知县。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而1911年则标志着满清封建政权的终结，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关键时刻。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绥宁县的历史脉络。追溯到宋朝，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莳竹县，后来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改为绥宁县，并开始设立县衙，知县（即县令）开始管理全县的行政和司法事务。那时，绥宁县设有三个堡，到了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改设为八个砦，每个砦都有官员负责治理。元代时期，县尹与达鲁花赤并列，达鲁花赤是由蒙古族人担任，负责监督由汉人担任的县尹，呈现出一个多元的政治管理结构。当时，绥宁县的基层行政区划设有2乡、14图、15峒、48团，且每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官员管理。

明朝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绥宁县的县衙设立了知县这一职务，负责总理县政，并配备县丞佐理政务。这个时期，还设立了主薄、典吏、教谕、训导等职务，县衙管辖范围内包含了2个图和8个峒。为了增强地方治安，绥宁县还设立了青坡和临口两个巡检司，这些巡检司的权力与县衙等同，直接隶属于靖州的管辖。进入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县下行政区划被重新调整，改称为里，绥宁县当时有21个里和4个峒。为了节省开支，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裁撤了县丞职位。

到了清代，县衙设立了知县这一职务，知县是县府的最高负责人，担负着行政和司法的双重职责。县衙下设五个主要机构：一是典吏署，负责管理粮食、征税、户籍、巡捕、屯堡、操练及双江、青坡两处巡检司与监狱；二是教谕、训导署，负责儒学书院和科举考试；三是僧会司，主管佛教事务；四是道会司，负责道教事务；五是医学署，管理医疗事务。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新增了农官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农业事宜。县署的工作人员包括了吏、书、皂三类，共计98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教谕、训导署被废除，改设为劝学所。

至于关于绥宁县粮食管理和知县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绥宁县志》一书。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官方统一编撰的第一版《绥宁县志》，它详细收录和整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绥宁县历史、风俗文化和名人志的百科全书。如果你对绥宁县的历史、文化或人物感兴趣，这本《绥宁县志》值得深入阅读。

在1839年到1911年间，绥宁县的知县更替频繁。清代的官员选拔采用科举制，知县通常由总督或巡抚举荐，上奏朝廷进行升迁或免职，而其他县衙官员则由上级任命。知县可以聘请幕僚协助处理行政事务，但这些幕僚并不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员。知县的奖惩依据政绩的优劣来定。根据《绥宁县志》记载，从清初到同治三年，绥宁县共有95任知县，其中有六位因政绩卓著而直接从绥宁县升迁到更高职位，包括万邦和、邬璠、陈文言、王湘、程际泰、李方谷等。而因政绩不佳，特别是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不力的知县，也曾受到惩处，如伍声拔、王作楷、王仁锡、董琰等。此外，还有一些知县因父亲、丈夫或儿子为官有功，尤其是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时表现突出，因此获得封官待遇，其中男性29人，女性18人。

清代的知县负责办理的政务主要有三项。首先是催征田赋，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班诏嗣后滋生户口，勿更出丁钱之后，田赋金额被固定下来，知县每年都需要派遣皂吏催征田赋。即使是荒年，田赋数额也不会减少，县衙依然会继续催征，贫苦百姓往往因此被逼得走上极端，屡屡出现上梁山的情况。其次是审理官司，知县每年需要审理大量案件。在咸丰年间，东一里一带的赌博现象猖獗，盗窃砍伐茶桐杉松的问题屡禁不止。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生员龙道铭等人曾两度联名上诉，知县作出了相应判决，但由于战事不断，治理效果甚微。到了同治三年，龙道铭再次上诉，知县孙清彦才下令彻底禁止赌博和盗伐行为。第三项工作则是兴办儒学。大部分知县都注重推动儒学教育，少数知县更是充满热忱。乾隆五年（1740年）绥宁县的程际泰知县，捐建了三所书塾，还积极劝建了五所书塾。道光年间，知县林联桂常常亲自到虎谿书院讲学，推崇儒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