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晋朝政权的建立，人们常常会提到这样一句话：曹魏无罪于天下而窃之，以致国祚不长。这句话在晋朝的后人中传颂已久，提起这段历史时，许多人都感到羞愧。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宣、景、文）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 宣帝纪》。纵观历史，政权的交替、神器的更迭并非新鲜事，为什么晋朝依然受到世人的广泛指责呢？根本原因在于晋朝的建立打破了当时的政治规则，突破了士人们的底线。

在当时，篡位本身就是不得人心的事。自从汉朝结束了百家争鸣，推崇儒家思想以后，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文化思想逐渐确立地位。其中，《白虎通义》这本书被奉为经典，书中通过天人感应和人神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上天创造万物，而皇帝则是受命于天、由天地所立的天子，并且把天子德行的好坏与祥瑞、灾祸等紧密相连，从而神化了皇权。天之所以有灾变，何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义》。该书的思想认为，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是自然且永恒的，正如《天地》一书所言：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

由于皇权的神圣性，篡位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按照当时的理解，至少需要当朝天子不施仁政、百姓疾苦、上天震怒，才可能引发天命的更替。上天震怒的标志或许是一场灾难，经过更换帝王之后，局势依然没有改善，才可说明天命已经废弃，气数已尽。因此，换代常常是因为推荐顺应天命的继承者。即便像霍光这样的权臣，在西汉时期曾有废立皇帝的权力，但他也从未敢亲自篡位。在那个时期，篡位不仅需要具备天命的理由，还要有强大的支持，而只是借着机会推翻现有帝王，代为新立。即使是曹操这样的雄主，在生前也仅仅表示过：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也不敢亲自取代汉朝的皇帝，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曹魏的建立则稍微复杂些。它打着顺应天命的旗号，符合了当时气数已尽的标志。那时，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百姓疾苦，曹操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统一了北方。其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权力，而并非来自汉朝的臣子，且许多部属忠于魏王，于是便演绎了一出禅让的大戏。然而，司马家如何一步步篡位，令人深感震惊。

回想曹爽在高平陵之变时为何如此轻易地相信司马懿的誓言，许多人认为与当时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在汉朝，承诺的价值极高，社会普遍重视一诺千金，并且流传了许多信守承诺的美好典故，比如刘平和强盗约定为母亲煮饭后，守约赴死，郭伋以太守之尊不失信于儿童，朱晖心中承诺后，便践行约定等等。即便是汉高祖刘邦，也曾和大臣们立下誓言，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然而，在政治斗争中，耍阴谋诡计乃是常事，但公然违背誓言却始于司马懿。他的行为不仅背离了信的传统，也为后世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当司马懿开始公开违背誓言时，实际上是对当时士人社会道德的一种挑衅。司马懿的行为改变了誓言的定义，使得信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权力逐渐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唯一法则。到了八王之乱，贾南风操控了皇帝司马衷，通过假传圣旨等手段，激化了宫廷内外的矛盾，最终把整个政权推向了深渊。 司马昭的弑君行为，更是将整个社会的封建礼法推向了极致。这种行为，给人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乃是对传统纲常的大不敬。弑君这种事情自汉朝以来从未发生过，直到司马昭的出现，才首次让这种行为成为可能。曹髦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然而，这一切并未止步。随着东晋的灭亡以及宋、齐、梁、陈等王朝的更迭，权臣做大、废帝自立的现象愈加频繁。追溯源头，正是从司马炎强迫魏国国主禅让开始。东晋时期的政治变动，不仅意味着王朝的更迭，更加深了权臣可以代替君王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朝代更替往往不再需要证明皇帝昏庸，也不再需要等待天命不在的时机。权臣的崛起，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就能随时改变帝王的命运。这一传统直到南北朝时期愈加巩固，成为了后来的历史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