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4年入关到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已经稳定发展了150年。然而，进入嘉庆时期，清朝的国力开始逐渐下降。嘉庆帝虽极力振作，企图通过励精图治扭转这逐渐恶化的局面，却因个人能力的局限，最终未能改变这一大趋势。清朝的衰落，和大多数朝代类似，都从土地问题开始。经过初期的大规模开垦，清朝的土地面积已达到10亿亩，位居古代各朝之首。早期，清朝大力推动农业开垦，积极推广农耕技术，修建水利工程，并且引进高产作物，令亩产量达到310斤，堪称古代的最高纪录。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清朝的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康熙年间，全国人口突破1.5亿，到了乾隆末期，人口已增至3.1亿。人口的剧增，带来了人均土地面积的急剧下降。在康熙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尚能维持在7亩以上，然而到1812年，这一数字已降至2亩多一点。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加严重，许多农民因此破产，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乾隆末期，农民起义频发，王伦起义、川陕楚的白莲教起义都揭示了这一局面的恶化。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直到1804年才得以平息。清朝为镇压这场起义前后耗费了2亿两白银，几乎等同于清朝五年的财政收入，财政状况因此雪上加霜。

而黄河问题也让嘉庆帝头疼不已。自康熙治理黄河以来，黄河已平稳了70年。然而，由于泥沙淤积，黄河的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到了乾隆末年，黄河河道再次出现严重的淤积，导致黄河再次泛滥。1796年6月，黄河甚至发生了决口，嘉庆帝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命令地方进行治理。然而，由于财政短缺、地方腐败，治理工作成效甚微。在嘉庆时期，黄河大决口多达16次，灾区不仅无法征税，还需要投入大量赈灾款项，社会矛盾与财政负担愈加沉重。每一次治理黄河，都需要动辄数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此外，清朝每年还需支出约1700万两军费，成了最大的常规开支，导致国库不断亏空。1790年时，国库银两高达8000万两，但到1796年，仅剩5658万两，到了1814年，国库银两已缩水至仅有1240万两。

为了应对财政困境，嘉庆帝亲自带头提倡节俭。在即位后，他立即下令禁止地方向中央进贡，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他还减少了自己出巡的次数，每次出巡时都尽量节省，严禁修建行宫。甚至盛京将军曾上奏请求整修破旧的盛京夏园行宫，嘉庆帝则以满洲俗，遇巡幸行围驻跸之处，向俱携带毡庐帐房，随时及立彳厅营，从无盖行宫之事，所以习劳勋而崇淳朴也予以拒绝。朝鲜使团来华时也曾评价嘉庆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穷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然而，光靠节俭并不足以根本解决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因此，嘉庆朝的农民起义依旧不断爆发。一个朝代一旦步入衰退，其转圜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最终进入了无法挽回的阶段。

在乾隆前期，励精图治、注重吏治，社会风气尚且端正，国家也较为稳定。可到了乾隆后期，政策松懈，享乐主义盛行，吏治逐渐败坏，腐败风气愈演愈烈。乾隆时期最著名的贪官无疑是和珅，他凭借乾隆帝的宠信，权力滔天，甚至将军事、财政和行政大权一手掌握。嘉庆帝早在太子时期就对和珅心生不满，他通过《唐代宗论》暗指和珅的腐化。然而，乾隆去世后，为了整顿朝政，嘉庆帝以20条罪状对和珅进行追责，最终将其抄家并处死。通过没收和珅的家产，嘉庆帝得到了2000万两白银，缓解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财政压力。

紧接着，嘉庆帝开始大力整顿吏治，查处了一些重要的腐败案件。腐败是导致财政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嘉庆帝通过严查各地的亏空案件，发现江苏省竟然亏空了318万两，而山东省的亏空更高，达到了670万两。为弥补这些亏空，嘉庆帝只得下令抄家当地的贪官。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可以解一时之急，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财政的困境。与雍正帝在打击贪腐上的彻底手段相比，嘉庆帝的整顿力度明显不足。尽管他清除了和珅一党，但没有追根溯源，未能根除腐败的根基。因此，嘉庆帝未能有效地改变朝政的腐败局面。同时，嘉庆帝也提倡直言，提拔了几位正直官员，甚至亲自为一些在乾隆时期因直言而遭治罪的官员平反。为改善政治风气，嘉庆帝还规定地方衙门与带兵大臣的信件可以直接送到御前，并扩大了密折的使用范围。虽然在表面上，嘉庆帝对吏治进行了一些改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未能发挥持久的作用。

嘉庆四年，洪亮吉向嘉庆帝上奏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乾隆朝时期的一些问题，并且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然而，嘉庆帝却认为洪亮吉在胡说八道，于是将其发配至伊犁。稍后，嘉庆意识到自己错了，便将洪亮吉释放并送回原籍，但却不再重用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嘉庆帝直言进谏。嘉庆帝自己也承认，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则绝无言及。由此可见，嘉庆帝在政治上缺乏决断力和魄力，他既没有康熙帝的胸怀，也没有雍正帝的雷厉风行，更没有乾隆的能力。尽管嘉庆帝心中有一番想做仁君的志向，但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位庸君。在一个庸君的治理下，虽能勉强守住先帝的基业，却无法挽回清朝逐渐走向衰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