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辽东都司，位于女真、北元（鞑靼）和朝鲜三大势力的夹缝中，仿佛是明朝的一只大拳头，而这个拳头的腕部便是战略重地——山海关。山海关东可以通向辽东，西则可以保卫京师，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实际上，明朝的这一边疆防御体系，在唐朝时期便已有类似的前例。唐朝在击败高句丽后设立的安东都护府，功能与辽东都司有着惊人的相似。安东都护府同样扮演了一个大拳头角色，插入东北各方势力的缝隙之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只拳头的腕部，与山海关并不相同，它的支撑点是营州——如今的辽宁省朝阳市。

朝阳的军事历史可谓辉煌，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慕容复的祖先便在此地建立过前燕、后燕等王朝。慕容复在《天龙八部》中的雄心壮志，正源自这一片土地。而在他入关之前，龙城（即朝阳）曾是他祖先的国都。

隋唐时期，东北的局势异常复杂。强大的高句丽占据辽河以西，冀蒙辽交界处还栖息着契丹和奚人，而隋朝的战略重心便设在了营州，彼时它被称作柳城郡。唐朝建立后，针对东北问题，营州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特别是想要击败高句丽，唐朝便必须从营州开始，进行全面建设，确保这一地区成为中原的门户。

唐朝初建的618年，李渊便设立了营州总管府，并于武德七年将其升格为营州都督府。从最初管辖营州和辽州，到贞观时期，营州都督府的管辖范围已扩展至七个州。更重要的是，它还承担着一个特殊职能——接纳周边部族中的亲唐势力。许多在本地无法立足的酋长首领，都会来到营州避难，唐朝便设有羁縻州，将这些部族妥善安置。

但即便唐朝在营州设下重重防线，东北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高句丽灭亡后，东北依旧割据四方。安东都护府北部的室韦、粟末靺鞨以及黑水靺鞨，南边的朝鲜新罗，依旧对唐朝形成威胁。而营州以北，还有松漠都督府，安置着契丹人；以西，则有饶乐都督府，安置着奚人。这些外部的少数民族势力，将营州包围得水泄不通。

营州既是内地与安东之间的陆路通道，又必须防范契丹和奚人的威胁。而更为棘手的是，营州内部的羁縻州首领们，也时常不安分，挑起纷争。就如同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几州以俄罗斯人为主，为了安抚这些俄罗斯族群，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靠近俄族州的阿斯塔纳。这与唐朝对营州的运作思路如出一辙。

然而，唐朝依然未能完全掌控局势。公元696年，契丹等地发生饥荒，营州都督赵文翙未曾及时援助契丹百姓，反而对其进行屈辱性的剥削。这种暴行引发了契丹人的愤怒，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联合带领契丹起义，愤怒的契丹人攻入营州，将赵文翙杀害。

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武则天，尽管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亲密无间，但她并非昏庸之主。她深知，一旦营州失守，不仅安东都护府和东北局势将岌岌可危，连带幽州的控制也将丧失。于是，她立即调集大军，征讨李尽忠等人，甚至将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孙万荣改为孙万斩。周军在硖石谷与契丹人展开激战，未曾想到契丹设下埋伏，周军大败，甚至损失惨重，王孝杰等名将也纷纷战死。

武则天依然没有放弃，继续调集大军讨伐契丹，然而即便李尽忠已经病逝，周朝的军队依旧陷入困境。最终，依靠突厥墨啜可汗的帮助，以及契丹的内乱，武则天才终于平定这场影响唐朝东北的混战。

唐玄宗在开元五年（717年）时，曾在诏书中提到：我国家经略营州，长为虏障，使北戎不敢内窥。由此可见，唐朝历代统治者对营州的重视，控制营州，便意味着能有效降低外族反唐的威胁。然而，营州都督府的力量始终有限，无法彻底压制契丹等部的反叛。至开元七年（719年），唐朝便将平卢军升为平卢节度使，节度使和都督的职能基本重合，而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平卢节度使逐渐取代了营州都督府的职能。

正是这片土地，成就了后来大唐的乱局——安禄山，便是从营州杂胡起家，曾任营州都督。最终，他利用其势力，挑起了震动整个唐朝的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