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无可置疑。766年，这座城市历经四年的艰苦建设，终于竣工，并正式命名为和平之城。巴格达一经建成，便迅速超越了伊拉克其他城市的影响力，使得库法、巴士拉和瓦西特等城市都沦为卫星城市，黯然失色。然而，随着阿拔斯王朝的鼎盛逐渐褪去，曾经辉煌的政权进入了腐朽与衰败的阶段，内外矛盾日益加剧，政治斗争不断升温。百姓的苦难愈加深重，恰逢蒙古三次西征，1256年11月，在旭烈兀的带领下，蒙古军队征服了木剌夷国，继而继续推进向巴格达进军。经过与阿拔斯王朝的多次无果谈判，旭烈兀决定直接进攻巴格达。

蒙古军队采取兵分四路的战术，对巴格达展开了猛烈的围攻。不到一个月，哈里发和王室成员以及高官们便不得不出城投降。1258年2月20日，哈里发穆斯台耳在悲愤中死于马踏，阿拔斯王朝历经500多年风雨的历史，最终宣告灭亡。

征服巴格达后，旭烈兀任命了大量新的行政官员，并且派遣亲信作为蒙古的代表，开始将这座城市纳入蒙古统治的范围。在这些新任官员的带领下，巴格达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节奏。

在行政管理方面，旭烈兀依照成吉思汗时期的规制，将所有被征服的农耕地区划为黄金氏族的公产，由大汗任命官员管理。在离开巴格达后，旭烈兀安排了一批官员进行巴格达的重建与行省的管理。随着这一系列任命完成，维齐尔及其他官员回到巴格达，并根据当地形势开始制定新的政策和法规，同时任命了许多新的管理者和代理人。当这些安排都逐步落实后，学校重新开设，市集也恢复了生气，宗教活动逐渐回归了正常。

这些任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管理职位大多被安排给了前朝有经验的官员。这种做法实际上背离了蒙古传统的治理理念——即取代本地人并由征服者完全控制被征服国。与此相比，在中国，蒙古统治者几乎完全掌握了所有重要的政治权力，甚至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也拥有一定的权力。然而，蒙古军队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巴格达的具体情况，熟练掌握两地语言的人才短缺，所以依靠当地人来管理当地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加稳妥。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直接的冲突，类似于中国蒙古征服后双方深知彼此的底细，可以较为迅速地实现控制。

至于行政机构的设置，巴格达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在蒙古统治下成为了伊利汗国的边远行省，重要性大大下降。根据贾法尔·侯赛因·基斯巴克的记载，蒙古人在巴格达的行政管理上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几乎废除了阿拔斯王朝设置的大部分行政机构，仅保留了底万·兹马木这一职务。初期，巴格达的行政管理由维齐尔主导，但随着维齐尔的去世，伊拉克地区不再设立这一职务。此后，巴格达的中央管理分为三大部分：由军事首领担任的沙纳黑；由民事官员担任的撒希卜·底万；以及由宗教领袖沙狄尔负责的瓦克夫（宗教事务）。

在伊利汗国的统治政策方面，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地方统治者毫不抵抗地投降，这样的地方会被授予相对较大的自治权；二是通过武力征服的地方，通常会面临彻底摧毁的命运，征服者将完全掌控管理权。旭烈兀起初的计划是将巴格达彻底摧毁，消灭所有居民，并将土地转化为牧场。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极端做法，选择将巴格达的重建交给当地经验丰富的官员，由合剌不海和额里该那颜带领3000蒙古骑兵监督重建进度。这一做法背离了传统的蒙古统治方式，但也反映了蒙古对征服地区统治策略的逐渐调整。

蒙古的游牧生活方式要求他们随水草而迁，初期他们倾向于将这种游牧方式带入农耕社会。然而，随着征服的扩大，蒙古逐渐意识到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农耕地区，尤其是巴格达等重要城市的经济结构。这迫使蒙古统治者放弃了原本的破坏性政策，转而采取新的治理方式，结合当地原有的管理制度与人才，逐步实现对巴格达的有效统治。

在经济管理上，蒙古对巴格达实施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首先，他们修建并维护了灌溉系统，促进了巴格达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其次，蒙古通过降低关税、鼓励民族间的商业贸易，刺激了市场活力。然而，蒙古对巴格达的税收政策却成了人民沉重的负担。

在修复运河系统方面，蒙古人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政策，但他们还是尽力修复被洪水破坏的灌溉设施。合赞汗在1296年即位后，依靠维齐尔拉施特的帮助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改革。1301年，合赞汗下令开挖新运河，将幼发拉底河与希拉城通往马什哈德·侯赛因的河道连接起来，这条运河带动了沿线的农场和园艺业，成为巴格达及周围地区的重要供给来源。但这一经济繁荣期随着拉施特的去世而终结，巴格达的运河系统再次荒废，洪水也于1324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商业贸易方面，巴格达一直是伊拉克和波斯湾以及印度洋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然而，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衰落，波斯湾的贸易受到了很大影响，巴格达的商业地位逐渐下滑。尽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格达的市场一度有所复兴，但它已无法恢复到昔日的辉煌地位。蒙古统治伊拉克后，确保了陆路和海上交通的安全，使得贸易活动重新恢复，巴格达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振兴。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巴格达逐渐失去了其在商贸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在税收政策上，蒙古的统治依然延续了其原有的家庭经济模式，依赖属民缴纳税款。在巴格达，蒙古实行包税制，将税收交给维齐尔或蒙古代表来管理，包税人需定期向国家缴纳税款，并有权在自己的辖区内征收税收。然而，这种制度导致了税收的腐败和敛财行为的盛行，部分官员通过私吞税款而臭名昭著。随着财政困窘，合赞汗登基后进行了税制改革，剥夺了行省总督的征税权，采取更为规范的税收管理，最终改善了巴格达的经济状况。

总的来说，蒙古对巴格达的统治不仅带来了政治与经济上的深刻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巴格达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而与此同时，巴格达的伊斯兰文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蒙古统治者，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