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尚书》记载，周公东征后对投降的殷商贵族说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其中提到的有典有册，指的就是用来记录历史的书籍。历史文献中还提到，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籍被称为《三坟》；记载上古历史的书籍为《尚书》，其中有尧舜禹等人的事迹；夏朝的占卜术书为《连山》，周朝的占卜术书为《周易》，商朝的书籍为《归藏》……从这些记载来看，不仅商朝已有典籍，甚至可以推测，早在五帝时代的夏朝，中国就有了文字。然而，史书中记载秦朝的蒙恬首造毛笔，而传统的认知是春秋时期才有竹简木简，那么，商朝又如何能够有典有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藏在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它揭示了商朝的书写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这也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至今未能找到夏朝的文字。

商朝的书写工具：进入毛笔时代的商朝

考古学发现，商朝的书写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这属于刀笔文字；另一种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属于金文。然而，许多证据表明，商朝时期人们日常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关于毛笔的起源，晋朝的崔豹在《古今注》卷下《问答释义》一书中提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即是说毛笔最初是由蒙恬发明的。而唐朝李瀚在《蒙求》中也提到：蒙恬制笔，蔡伦造纸。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毛笔的发明似乎是在秦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基本的证据来证明毛笔的使用远早于秦朝。

首先，中国毛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在石峁古城和陶寺遗址中，都发现了类似毛笔的痕迹。最明显的证据来自陶寺遗址，其中发现了用毛笔书写的两个字，其中右边是文，左边则未解，或为尧或邑。到了商朝，毛笔依旧在使用，甚至还继续得到了发展。在殷墟遗址出土的一件大理石戈上，清晰地显示出了毛笔字的痕迹，后来又发现了一把玉戈，上面有11个用朱砂写的字，这些都是商人使用毛笔写字的直接证据。除此之外，甲骨文边缘的朱砂痕迹表明，有些甲骨文是在先写后刻的，也有些甲骨文的刻痕未曾形成，反而是朱砂的印记，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文字是书而未刻，或者是作为练习本的痕迹。

其次，甲骨文本身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商朝已经使用毛笔，而且与西方字母文字截然不同。每个汉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例如，书、史和聿这些字形，便是反映了当时的书写方式。特别是聿字，是笔的初文，它的形状象形手执毛笔，后来聿字的演变加入了竹字头，表明毛笔主要是由竹子制作的。通过这些字形的变化，足以证明商朝时期人们已经使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秦朝的蒙恬，最多也只能算是改良了毛笔，正如蔡伦改良了纸张一样。

商朝的文字载体：竹简的使用

如今，考古学发现的商朝文字载体，除了青铜器和甲骨兽骨外，并未发现其他载体。虽然没有发现更多载体，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时期似乎已经进入了竹简和木简的使用阶段。甲骨文中的册字，是由竹木简编成册的象形图形，和周代的简书几乎一致；而典字则是双手捧册的象形图形。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名为作册的官职，负责在简册上记录国家事务，表明商朝已有一定规模的文书工作。而西周时期也有类似的职位，叫做册内史或作命内史。

由此可见，甲骨文虽用于记录与神明的契约，但商朝的日常文书则不需要如此繁琐，可能早已采用了毛笔书写的竹木简文书。由于竹木简材料容易腐烂，所以至今未被发现并不奇怪。商朝作为一个存在了六百年的大国，统治着庞大的疆域，若没有一种简便、高效的书写系统，恐怕难以维持长久的有效治理。因此，商朝的日常行政文书使用毛笔和竹木简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关于商朝日常的竹简文书，还有两个值得思考的点。首先，考古证据已证实商朝存在竹简文书系统，这也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商朝有册有典的记载，显示了中国史书的高度可信度。因此，除非有确凿证据推翻，否则我们应当信任史书中关于夏朝的记载。其次，竹简文书的历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久远，甚至在商朝之前就已存在。未能发现夏朝文字的原因，或许正是由于竹简文书的易腐性。 总之，尽管竹简文书容易腐朽，但它的成本相对较低，便于大规模使用。许多上古历史事件，或许并非口耳相传，而是通过竹简记录下来的。代代相传，才使得三皇五帝、禹夏等历史事迹得以保留下来。因此，当我们看到史书记载河洛之间的地理位置，恰巧与二里头遗址等古代遗址的发现相吻合时，也许这并非偶然，而是古人通过竹简记录的历史，经过千百年流传，才在今天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