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真正让中国敞开大门的历史事件，或许很多人会把目光投向第一次鸦片战争，或者第二次鸦片战争。然而，若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理解，中国真正从天朝上国的迷雾中清醒过来，痛彻心扉地觉醒，实际上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当时，曾经的中华文化圈小弟——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击溃了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中国北洋海军。这一战，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更是民族自信心的严重打击。若说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败给的是西方列强，败给的是船坚炮利的强国，那时的中国尚可以说，敌人是异国他乡的西方列强。而这一次，中华大地却被一支同样起步改革的日本，亲手撕开了自大国梦的面纱，让人痛心至极——三十年心血打造的北洋舰队，一夜间灰飞烟灭，清朝的颜面、民族的尊严，也被彻底抛入了大海。那时的清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国家上下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形成了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北洋海军的战败，导致了李鸿章的彻底失势，反对派清流派因在战时推诿卸责，逐渐失去了重用。地方派的核心人物张之洞因此崛起，成为了李鸿章之后清朝政府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之一。张之洞主导了晚清的改革，尤其是他发布的《劝学篇》，成为了清政府最后十几年意识形态的纲领。

张之洞的这段历史，直到他去世后，才有了不尽相同的评价。有人赞誉他是晚清最后的忠臣能臣，也有人指责他是清朝的掘墓人。今天，我们不妨站在历史的视角，试着分析一下，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张之洞的一生，实际上是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他步入官场的初期，张之洞并没有立刻成为改革的先锋。事实上，他的前十几年，完全是一个传统的旧式官员，身受儒学熏陶，且视传统学术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进入官场后，他曾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担任学官，期间完全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几乎没有接触到西方学问。那时，他写下了《书目问答》，并收录了大量中国古籍，几乎没有涉及西方的内容。直到后来，他的思想才逐渐受到改革大潮的影响，开始尝试引入西学，特别是在山西担任巡抚时，他才逐渐意识到单纯的传统文化已经无法满足应对变局的需求。

此后，他开始在山西兴办洋务，设立洋务局，招募西学人才，开办新式学堂，逐步接纳西方的技术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的思想发生了显著转变，从传统的儒家文化向中西合璧的道路上迈进。张之洞对西方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军事层面，而是深刻洞察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和制度的优越。他的改革举措，比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洋务举措，更加务实，并且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在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成为了中国应对局势动荡的关键人物之一。甲午战败的沉痛打击，促使中国的精英阶层陷入了思想的危机。对于很多人而言，尽管之前与西方交手屡败屡战，但这一次对手却是自中华文化圈中崛起的日本。日本在短短几十年的改革中，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迎头赶上，甚至超越了中国。这场战争的后果，直接促成了中国精英阶层对于西学为用的深刻思考。

1896年，清政府派遣了13名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这标志着中国留学日本的浪潮开始。鲁迅也是在这一波留学潮中到达日本的，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人。而随着甲午战败的余波，1898年的戊戌变法进一步爆发。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纷纷提出改革的呼声，要求大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此时，张之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改革，但他的立场相较于激进的维新派更为温和和稳妥。

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走向，但却极大推动了清末的政治改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清朝统治阶层的改革意图。但随着变法的失败，张之洞的思想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废除科举、引进新学的措施上，他的观点逐渐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冲突。

然而，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虽然《劝学篇》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平衡不同政治势力的工具，但他的思想却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新政期间，张之洞主导的改革措施推动了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举措，这些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结构和精英阶层的构成。

最终，张之洞的思想也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了不可逆转的变革。尽管他被一些人视为掘墓人，但从他对新式学堂的推崇，到最终推动新政的实施，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改革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尤其是对于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的深远意义。 这场历史大潮中，张之洞不仅仅是一个改革的参与者，更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他的《劝学篇》、他的教育改革和他的务实思想，成了晚清历史最为复杂且深刻的一部分，也为后来的中国新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