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捻军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和淮王邱远才等人统帅的一支活跃于西北战场的捻军部队。那是一段风云激荡的岁月，历史的车轮碾过关中大地时，总会扬起带着血与火气息的尘土。1866年10月，西捻军挺进陕西之后，凭借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像一支在荒野中游走的猎豹般不断寻找战机。1867年1月，他们在西安灞桥一举全歼由刘蓉指挥的一万余名湘军部队，取得了一场震动西北的空前大捷。关于灞桥之战，我此前已经专门写过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今天想讲的，是灞桥大捷之后，西捻军在陕西大地上如何辗转腾挪、最终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失败的全过程。 灞桥之战胜利后，西捻军士气如虹，仿佛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毫不犹豫地向西安城发起猛攻。彼时负责守城的陕西巡抚乔松年依仗着高大坚固的城墙，拼死固守城池。西捻军虽然勇猛，但苦于缺乏重型火炮，面对厚重城墙一次次冲锋却始终未能破城。那座古老的西安城墙，在炮火与呐喊声中沉默地承受着战争的重量，仿佛见证着一场力量与耐力的拉锯战。 1867年2月，清军名将刘松山率领十七个营的老湘军赶到西安城下。2月10日，西捻军与湘军在雨花寨爆发激战。湘军依靠强大的火力优势逐渐占据上风，西捻军难以讨到便宜。无奈之下，张宗禹只能选择战略撤离。一方面，他希望与当地回民军建立联盟；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机动游击继续寻找歼敌机会。对于西捻军而言，联合地方武装本是打破困局的重要筹码，但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

西捻军此次入陕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联合西北地区的回民军共同抗清。然而，双方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困难重重。回民军的最终目标，是在西北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政治空间，而捻军本质上仍是清廷的对手，因此双方从战略目标上就存在根本性分歧。这种矛盾像一根无形的裂痕，始终横亘在两支力量之间。 3月下旬，西捻军与回民军终于开始建立联络，并商议联合作战事宜。双方也确实展开过几次协同进攻，短暂的合作让彼此都看到了一丝希望。5月，双方在同州地区并肩作战，在许庄一带与刘松山、郭宝昌指挥的湘军展开激战，成功歼灭湘军六个营的兵力。战斗胜利后，西捻军与回民军再次尝试进攻西安城，但依旧因为缺乏攻城火器而无功而返。那座坚固的古城，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任凭外界风雨如何喧嚣，依然岿然不动。 到了7月，西捻军与回民军的合作关系逐渐破裂。历史记载中，回民军马彦魁部甚至曾与西捻军爆发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像冰面下的暗流，早已说明双方矛盾已经相当深刻。此后，虽然仍有零星配合行动，但两支队伍实际上已经各自为战。8月，左宗棠率军入陕作战，西捻军面临的压力陡然增大。

左宗棠依靠向洋人借贷筹集的一百二十万两军费，拼凑起一支约两万人的军队，于1867年8月进入陕西。面对陕西战火四起的局面，左宗棠制定了清晰而冷酷的战略：先剿灭捻军，再逐步清理回民军，采取先捻后回回轻捻重的作战方针。针对西捻军，他的核心策略是将其逐步向北驱赶，使其离开富庶的关中平原，进入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再慢慢压缩其生存空间。战争在这里已经不只是刀枪对抗，更是一场地理与资源的围猎。 左宗棠集结了左系湘军、刘松山部老湘军以及陕西本地军队，总兵力超过四万人，在渭水南岸一字排开，步步推进。西捻军试图通过运动战调动清军主力，但左宗棠极为谨慎，始终保持稳固阵型，依靠洋枪洋炮的火力优势缓慢压缩捻军活动空间。渭水像一条沉默的界线，将战争双方分隔在两岸。 由于难以在渭北站稳脚跟，西捻军于10月底被迫北撤，进入陕北地区。虽然这一举动表面上符合左宗棠的战略意图，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西捻军可能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甚至威胁北京。左宗棠随即派刘松山追击，并命山西按察使陈湜在黄河沿岸布防，严防渡河行动。

追击过程中，西捻军反而抓住战机。11月，西捻军在洛川大贤村设伏，全歼湘军李祥和部三千余人。李祥和曾是湘军中的名将，参加过天京攻城战，是战功显赫的老将，此战阵亡令湘军元气受挫，刘松山也承受了巨大压力。进入陕北后，虽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黄土高原的贫瘠让军队后勤极度困难，但短期内回旋空间扩大，使西捻军重新活跃起来。当地回民武装也借机扩大势力范围。11月下旬，西捻军重创刘厚基部湘军，同时回民军攻占绥德、安塞，陕北多座城镇一度落入联合控制之中。 此时，西捻军已经开始筹划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作战。他们在宜川建立临时根据地，随时准备寻找渡河时机。就在这时，东捻军在山东战场已经陷入淮军包围，赖文光派人向西捻军求援。张宗禹收到密信后，坚定地选择履行当初誓同生死的承诺，决定东渡黄河，向东部战场靠拢。 1867年12月17日，天气骤然寒冷，黄河竟在一夜之间封冻。张宗禹命幼沃王张禹爵率五百精锐短刀队开路，三万余主力从宜川东岩镇踏冰渡河。冰面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咯吱声，仿佛大地也在为这支孤军的命运叹息。河对岸清军被迅速击溃，西捻军成功进入山西。负责殿后的袁大魁部五千余人被清军阻截，未能渡河，只能返回陕西坚持作战，一直战斗到1869年才最终失败。

西捻军渡河成功后，左宗棠大为震惊，只能一边上奏朝廷请罪，一边紧急调集兵力追剿。此时山西防务空虚，张宗禹率军如疾风般横扫晋南地区。1868年1月初，西捻军进入豫北，开始进攻怀庆府。但此时东捻军已经覆灭，张宗禹尚未得知这一噩耗。随后，他们遭遇淮军名将宋庆毅军阻击，无法继续南进。形势急转直下，张宗禹果断改变战略，决定北上直指直隶，试图通过进攻北京来牵制清军兵力，为已覆灭的东捻军争取一线生机。 1月25日，西捻军突然北上，渡过漳河，进入河北磁县。两天后，他们连克临洺关、南和、平乡、巨鹿等地，月底便兵临定州束鹿县（今辛集市）一带。清廷得知消息后震惊不已，北京周边清军迅速集结，天津崇厚统领的洋枪队、古北口练军以及战斗力较弱的八旗军队纷纷调动，同时各地将领也被紧急召回京畿勤王。 西捻军进攻速度极快。2月1日，他们渡过滹沱河，继续向北推进。2月6日，前锋部队已经逼近北京房山县，距离卢沟桥已经非常接近。京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紫禁城，也笼罩着慈禧太后的心头。面对西捻军威胁，左宗棠、李鸿章以及丁宝桢、李鹤年等地方大员纷纷率军驰援。十余万清军迅速在京畿地区集结，形成庞大包围圈。

西捻军原本的战略目标是调动清军，如今这一目的确实达成，但代价却极为沉重。由于东捻军早已覆灭，西捻军反而陷入孤军作战的绝境。山东巡抚丁宝桢部队迅速赶到北京南郊，西捻军已无法直接攻城。于是2月中旬，捻军转而南下，12日攻克饶阳县。 为了围剿捻军，清廷任命恭亲王奕为大将军统领全军，同时任命左宗棠、李鸿章为前敌指挥。2月15日，山东总兵王心安率军进攻饶阳。西捻军采用诱敌深入战术，突然反击，将王心安部打得溃不成军。随后西捻军转移至武强县继续活动。 此后，西捻军继续在冀中平原与清军周旋。3月9日，他们在安平与郭松林部湘军激战，击毙清军总兵尹昌京，但自身也付出不小代价。3月16日，西捻军再次与湘军交锋，幼沃王张禹爵与淮王邱远才先后阵亡。这两员猛将的牺牲，像两颗坠落的星辰，重重砸在西捻军命运的天空之中，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3月20日之后，西捻军南下渡过滹沱河与漳河，再次进入豫北地区。此时他们已经得知东捻军覆灭的消息，开始考虑返回陕北。然而李鸿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他利用沁河、漳河、黄河与运河形成天然防线，试图将西捻军困死在狭长区域。淮军迅速进入怀庆、卫辉一带，切断西捻军西撤道路。 面对围堵，西捻军只能向东突围。4月12日，他们在河南滑县与淮军杨鼎勋部展开激战，一举击毙清军提督陈振邦、总兵刘正同等将领，重创杨鼎勋部队。但即便取得局部胜利，清军庞大兵力优势仍然压得西捻军喘不过气。由于淮军精锐横亘西线，南北方向敌军持续压缩生存空间，西捻军被迫继续向东转移。 恰在此时，一支数千人的山东盐民起义军加入西捻军，并提供了运河防线空虚的情报。4月17日，西捻军在山东东昌（今聊城）附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地区。李鸿章得知消息后反而更加兴奋。因为在他看来，向东就意味着海岸线，意味着西捻军的活动空间将越来越小。他一面加强运河防线，一面调集各路兵马形成包围圈。

西捻军渡过运河后，并未像东捻军那样进入胶东半岛，而是突然北上直扑天津方向。4月22日，他们在沧州兴隆镇再次击败王心安部。随后继续北上，于4月25日逼近天津静海一带。北京再度受到威胁，慈禧太后不得不急诏各路清军回防。 天津与沧州一带水网密布，原本西捻军完全有机会转向运河以西。但张宗禹坚信自身机动能力，未强行渡河，而是选择继续向海岸线附近机动。随后5月1日，西捻军攻克盐山县，随后在山东北部与天津南部之间反复机动，清军则疲于奔命。 五月中旬，清军终于迎来转机。沧州附近的捷地减河成为战略关键。减河平日水量较少，但当上游降雨导致运河水位上涨时，捷地坝会开闸泄洪。李鸿章敏锐抓住这一自然条件。随着上游连续降雨，运河水位上涨，清军立即打开捷地闸门。顷刻间，原本干涸的河道化作滔天洪水，像一条愤怒的巨蟒横亘在捻军面前。 5月19日，西捻军再次来到减河附近，却被洪水阻挡去路，只能被迫南撤。此举使捻军活动空间被大幅压缩。 从此之后，西捻军被困在运河、减河、黄河与海岸线之间的狭长地带。李鸿章随后在马颊河、徒骇河一线构筑防线，将捻军彻底压缩到东西仅三百余里、南北不足八十里的绝境之中。西捻军已如同被困在铁笼中的猛兽，只能进行最后的绝望挣扎。 七月初开始，双方爆发连续性大战。7月14日，西捻军在无棣县郝家寨遭遇郭松林湘军，在大雨中血战一整天，最终败退，损失两千余人。7月16日，他们在吴桥毛家庄遭遇淮军周盛波部伏击。清军事先在密林中布置火炮，并派骑兵诱敌深入。西捻军追击时遭到火力猛击，伤亡惨重。随后当晚，后卫部队又遭夜袭，几乎全军覆没，张宗禹之侄张三彪战死。

吴桥之战后，张宗禹率残部退往山东商河县。7月26日，他们在沙河镇再次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激战。虽然西捻军给予淮军重大杀伤，但自身损失更加惨重，张宗禹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战后西捻军兵力锐减至五千余人。 商河之战后，西捻军继续东撤至武定府（今惠民县）。连日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进一步压缩了捻军的活动空间。7月31日，西捻军在济阳县玉林镇再次遭袭。张宗禹仅率少数人突围。 八月初，西捻军逃至荏平县广平镇。这里距离太平天国北伐军覆灭之地冯官屯不远，历史的阴影仿佛在空气中回荡。西捻军多次试图渡过运河，但均告失败。8月16日，清军多路大军合围而来。张宗禹率残部向南镇突围，最终身边只剩八人八骑。他们逃到徒骇河畔时再遭追杀。最终六人战死，两人被俘。张宗禹单骑跃入徒骇河，弃马泅水而逃，消失在茫茫芦苇丛中。清军大规模搜捕，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朝廷最终只能以失踪上报。 至此，西捻军彻底走向失败。纵观整个战局，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与东捻军如出一辙——没有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只能依靠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与清军的优势兵力周旋。当清军在兵力、火力与战略封锁上形成绝对压制时，西捻军的命运，其实早已写在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