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淮河之滨的皖北是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在明朝初年，这里曾是恢弘鼎盛的中都，为四方所瞩目。但在此后的五百多年时间里，短暂的辉煌逐渐散去，皖北更多呈现出民生疲敝的萧瑟景象，以至于成为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从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龙飞淮泗”，到19世纪太平军和捻军运动席卷江淮，在明清两朝的统治下，皖北经历了命运的大起大落，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风貌。

《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一书以明清五百年间皖北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着眼于此间发生的系列重要事件，重点探查其中关联的利弊纷争、权力博弈与政策抉择，尝试由此回答皖北因何走上沉沦之路，为何长久无法走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地域烙印等问题，以期对明清以来皖北的历史进程与社会风貌形成更进一步的认知。

下文节选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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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然而止的工程

文 | 郑宁

来源 | 《沉默的皖北》

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从应天府出发，前往凤阳府。想到中都营建已经完工大半，他“亲至中都，验功赏劳”，派人祭祀滁阳王郭子兴、开平王常遇春，还让随驾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前去祭奠外祖父母的坟墓。然而，就在皇帝大驾到达凤阳后的第十天，即《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四月甲辰日，他对中都工程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当天，朱元璋从即将完工的中都皇城出发，前往中都圜丘告祭天地。他先陈述了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又叙述了兴建中都的始末由来。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内容，但在最后，朱元璋却话锋一转，突然对中都工程进行了检讨：

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

虽然责任在于“有司”，但作为皇帝，朱元璋表示自己也难辞其咎，故而在此“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皇帝在祭告天地时自我反省并不罕见，几年来的中都工程也确实“叠生奸弊”。由于强度大、任务紧，官吏催逼极为严厉，出现了诸如“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等情况，以至于民夫、工匠“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但即便如此，在工程即将完成之际，朱元璋突然向上天检讨建都之事，说明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明中都遗址午门

果然，四月丁巳日，朱元璋回到南京之后，旋即颁布了一道重要的命令：

罢中都役作。

按照《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之所以下令停止中都工程，主要原因是“是以劳费罢之”。以民力、财力的消耗而言，兴建中都确实消耗巨大。但问题在于，此时已经接近完工，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劳民伤财，并以此为由放弃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显然太过牵强。

明中都遗址鸟瞰

朱元璋为何突然罢建中都？围绕这个问题，学界的讨论极为丰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实录》所言的“劳费”显然不是全部理由，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如今我们看到的《明太祖实录》虽然是权威的官修史书，却是永乐年间的三修本，其中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形象尤其有所美化，明代就有学者批评《实录》“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在记录中都工程与罢建中都时，明朝的史官们难免有特别的考虑。

所幸现存明清史料颇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在天启年间编纂的凤阳地方志《凤阳新书》中，记载了一桩值得关注的事件。就在中都工程进展大半之际，在凤阳监督工程的韩国公李善长向皇帝奏报：“凤阳宫殿人匠厌镇”，引得朱元璋龙颜大怒，下令诛杀工匠。当时的工部尚书薛祥劝阻李善长，但未能成功，于是“拣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不罪”，救下了至少千余人的性命。

“厌镇”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诅咒，自古以来都为人所忌讳，特别是在宫廷内，尤其犯忌。不过，以往的宫廷巫蛊大多来自后宫，比如汉武帝时著名的巫蛊之祸。中都工程中出现的厌镇，更可能出自“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情绪。在清朝编修的《明史》中，更是描述得绘声绘色。朱元璋兴冲冲回到凤阳，进入新建的中都皇城，可当他入座于奉天门时，却感觉“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以至心神不宁。随后，李善长报告修筑宫殿的匠人“用厌镇法”，朱元璋雷霆震怒，下令对工匠“尽杀之”。

对于期望大明江山传于万代的朱元璋来说，如果只是因为厌镇事件就废弃了中都，未免太过草率。朱元璋曾亲历尸山血海，见惯了刀光剑影，杀死几千、几百工匠未必真的能够触动他的心弦。以他的性格，假如笃定要迁都凤阳，无论是严刑拷打工匠，还是全面检查皇宫建筑，乃至于拆除重建，都不是没可能。

但现实是，朱元璋用十天左右检查了中都工程的情况，随后就在祭告天地时检讨了兴建中都的决策，继而返回南京，宣布停建中都。从兴致勃勃来到中都，到返回南京决定罢建中都，剧烈变化的背后，应当与朱元璋在凤阳的所见所闻密切相关。

废弃中都后，朱元璋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故乡的挂念，但再也没有萌生定都凤阳的念头。多年后，朱元璋回顾“自居江东三十六载”的时光，认为自己几十年来“每披星戴月而出，四鼓衣衣饭食，待旦临事”，可谓兢兢业业、勤勉爱民，唯一遗憾之事就是“得罪者凤阳宫殿也”。对于这个错误，朱元璋的解释是“然非好离宫别殿而为之，当是时见浅识薄，意在道里适均，便于民供耳”。尽管这个解释是为了开脱，但也透露出朱元璋后悔于当年兴建中都的决定。

从朱元璋的反思出发，审视中都工程的突然终结，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洪武初年，淮右君臣之所以乐见中都之营建，离不开衣锦还乡的心结。然而，繁重的都城工役先给家乡父老制造了灾难，以至于“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显然不符合他们最初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定都凤阳的积极性。

从现实来看，凤阳也确实不具有建设帝国都城的可行性。经过数年的建设，虽然修建了宏大的城池、宫殿，但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作为都城需要具备的交通条件，尤其是水运通道。当初选定临濠为中都的时候，朱元璋的理由之一就是“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便于水运物资。但现实情况是，中都城距离淮河虽然不远，但如何利用淮河水道连接漕运系统却是个难题。即便投入了巨量的资源之后，凤阳也并没有成功融入漕运网络之中。直到明末天启年间，凤阳的地方官员还在筹划修建运道闸河试图吸引商船经营。洪武初年，支持定都凤阳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四方“道里适均”，便于国家调运物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而且很快就被朱元璋自己否定了。

凤阳明皇陵石像生

洪武七年（1374），中都工程尚在推进时，朱元璋为南京阅江楼写下了《阅江楼记》。在这篇御制文中，朱元璋称南京“道里适均”，不仅便于国内的调度，对外交往也甚为便利，“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适合作为帝国的都城。通过这篇文章不难看出，在公开宣布停止中都工程之前，朱元璋已经逐渐否定此前自己的想法，至少他开始认为南京比凤阳更适合定都。

事实上，朱元璋是知道家乡凤阳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当初投身义军时，他就已经看出故乡不是成就霸业的理想基地。那时候郭子兴“欲据滁自王”，朱元璋认为此举没有前途：

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

正如陈梧桐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滁州与凤阳的地理形势并没有多大差别，群雄相争时尚且不足据，又怎么可能作为帝国的都城呢？

当衣锦还乡的冲动逐渐散去，冷静下来的洪武君臣重新审视定都问题，是否还要将都城迁到凤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问题是，兴建中都是早已确定的国家决策，而且已经进行过半，骤然叫停既难以向天下解释，成本损失也实在太过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工匠厌镇事件，或许给了朱元璋一个理由，促使他下定决心废弃中都。

凤阳洪武门

在停建中都的诏书中，虽然名义上只是叫停了正在施工的工程，但实际上朱元璋就此彻底放弃了定都凤阳的想法，也放弃了已消耗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中都城。宣布罢建几个月后，朱元璋下诏改建南京大内宫殿，确定以南京作为朝廷所在。这一次，朱元璋特别强调：

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

这虽然是为了“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但想必也与先前营建中都的教训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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