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仪式上，宋时轮获得了上将军衔，这个消息在老战士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质疑他不配这个荣誉，认为他在几个关键战役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所谓的功劳远远不足以弥补那些败笔。这些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战役上，尤其是那些导致部队付出沉重代价的指挥决策。接下来，我们一一来看，这些争议背后的故事是如何让宋时轮成为焦点的。

首先要提的，是1938年冀东的那场暴动。那时，八路军第四纵队东进冀东，配合当地党组织发动起义。部队从平西斋堂出发，成功渡过潮白河，攻克了昌平、兴隆、平谷、蓟县、迁安等地。随着战斗的推进，纵队不仅收复了多个城镇，还威胁到了日军的交通线。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在铁厂镇会师，成功攻占乐亭、卢龙、蓟县、宝坻等多座县城。这场暴动波及了多个县，成功建立了抗日武装，瓦解了伪政权，动摇了日伪的统治。然而，9月时，日军从武汉会战抽调兵力反击冀东，导致部队付出沉重代价。敌军的反扑让部队陷入困境，伤亡惨重，电台损坏，缺乏粮草，青纱帐收割，冬季临近，部队穿单衣难以抵御严寒。

10月10日，在丰润九间房召开会议，许多人主张撤退，只有李运昌和洪麟阁提出反对。最终，尽管意见分歧，指挥部决定主力西撤，留少数部队坚守。撤退开始于10月15日，但日伪军的层层堵截导致部队溃散，直到平西时，队伍已所剩无几。李运昌带领一部分部队返回冀东，勉强坚持。尽管中央军委通过电报肯定了起义的成绩，但西撤的决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940年，宋时轮在延安党校自我检讨时深刻反思了西撤的决定。虽然冀东暴动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但西撤过程中部队的溃散，使得抗日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此事成为了许多人批评宋时轮的焦点，认为他在指挥上缺乏稳妥，导致起义的成果大打折扣。

再来看1946年8月的泗县战役。当时，宋时轮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负责指挥部队攻打驻守泗县的国民党第七军第一七二师。战斗前期，暴雨连降，泥泞的道路使得炮兵进展缓慢。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与山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共同发起进攻，但主攻方向的兵力明显不足，其他方向的部队由于天气原因未能及时支援。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新四军成功歼灭部分敌军，但未能攻下泗县。战役失败后，宋时轮被撤职，调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这次失利让他从野战军的领导职位降到了军区副职，显然是一次降职处分。泗县战役暴露了准备不足的问题，国民党守军顽强，而恶劣的天气和部队的准备不充分使得进攻难以推进，最终伤亡惨重。许多人认为，这场战役本可以避开强硬的攻坚，结果因为急功近利的强攻，最终让部队丧失了锐气，成为了宋时轮指挥失误的经典案例。

最让人议论纷纷的，还是1950年11月至12月的长津湖战役。当时，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从山东入朝，原本计划攻台，但由于冬装不足，部队向东北军区申请棉衣。11月7日，部队过鸭绿江，迎接的是零下三十度的大雪和严寒。战士们穿着南方的单衣，几乎没有有效的御寒装备。长津湖的海拔极高，风如刀割。11月27日夜，志愿军发起总攻，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三路出击。第一晚，战斗陷入胶着，美军飞机和炮火不断轰炸，两个师冻伤减员严重。经过战术调整，放弃了柳潭里的强攻，转向新兴里。到12月2日，第二十七军全歼美军第三十一团，缴获了团旗，彭德怀也特意电贺。可惜，第二十六军因道路遥远、天寒、敌机轰炸等原因未能按时到位。到12月4日，部队依然未能全员到齐，美军成功突破包围，未能全歼敌军。战役过后，志愿军休整了四个月，三个师的番号被撤销。虽然美军撤退，但志愿军却付出了巨大的非战斗减员，包括不少战士死于严寒。在这场战役中，后勤保障问题凸显，战术调整也显得较慢，导致本不该有的损失。战后，宋时轮公开承认指挥上的问题，并表示负有责任。这一战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许多人批评他未能及时应对极端天气和补给问题，导致部队遭受了不应有的牺牲。

这些战役中的失误和指挥上的问题，使得宋时轮在授衔时成为了不少人指摘的对象。尽管他有过不小的功绩，但这些战斗中的失利和损失，成为了他身上无法回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