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作战失败，而是在于没有能够建立持续的统治。无论是越南，还是朝鲜，实际上按照传统的中原王朝的标准，西域、长城以北的地区，都没有完全建立有效的统治。如果追溯历史，唐朝的疆域扩展可以从北魏开始，元朝、清朝的统治扩张则是草原秩序反向输入的结果，带来了更多的土地与权力，这才使得中央帝国的统治边界扩展至草原地区。

因此，统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战争的失败感便常常弥漫，尽管从数字来看，越南战役的胜负其实是胜多败少。其他地方的数据统计也可以支撑这一点，但这里不再赘述。

统治问题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根本问题：中央帝国的统治极限** 传统的封建国家注定会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统治极限问题。统治不仅仅是战争上的胜利，还必须能有效地输出秩序，确保一旦打下的地方能真正归属于帝国，而不仅仅是占领。 越南的历史上，的确多次被征服，战斗的结果胜负交替，虽说多是胜利，但遗憾的是，许多败仗总带有深深的惆怅与遗憾，致使这些败仗被历史铭记。 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越南，在朝鲜等地也同样存在。就算是大汉帝国，也能通过武力征服草原，但如果不能输出与之适应的秩序，建立不了有效的统治，那打下来也就没有意义。

那么，什么决定了中原帝国的统治极限？答案在于输出秩序的能力。 输出秩序的极限，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秩序成本**。 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秩序的差异。中原秩序是基于东亚大陆的农业文明，而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有着本质的生活方式区别。即使像唐、元、清这些帝国，虽然渊源于草原文化，能够扩展疆域，但其本质上还是草原秩序对中原秩序的反向输入。草原帝国的统治模式与农业帝国的制度差异，决定了其极限在哪里。 而**秩序成本**则是另一个制约因素。建立秩序需要巨大的成本，尤其是一个帝国要维护更大疆域时，输出秩序的成本就会水涨船高。现代政权的成本远高于古代，但即便在古代，政权的控制范围一般都限制在政治中心周围的两千公里以内。超出这个范围，统治更多是输出而非输入。例如，明清的北京可以统治南方，部分原因就在于南方足够富庶，且农业文明的特点使得可以通过输出武力获取财富，从而支撑更远的统治范围。

2. **历史问题：事势的相激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央帝国与越南的关系一直充满变数。秦汉时期，虽然在越南建立了统治，但由于时间较短，没能形成持久的秩序。每当中央帝国崩溃，越南便成了一个游离的存在，而一旦帝国恢复，又会遇到高昂的统治成本。 战争成本和秩序成本这两大难题，使得中央帝国很难在越南长时间立足。

即使是草原帝国，唐朝征服了越南，但它并没有建立稳定的统治。元朝在征服越南时，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成本，却因战场局势复杂最终没能成功控制。而到了清朝，越南问题几乎被完全忽略，因为云南被吴三桂掌控，中央帝国插手越南的困难加大。 割据政权则另有不同。在三国时期，东吴就有效地控制了越南，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权同样有能力对越南进行有效控制。尤其是南朝梁武帝时期，陈霸先曾征服越南，并且若没有侯景之乱，越南可能早已被完全纳入南朝的统治范围。 割据政权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可以较容易地向南输出秩序，治理越南。与中央帝国相比，这些政权在统治越南时的决心和能力更强，因此才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 另外，中国经济中心的变化也对统治越南产生了影响。自中原、关中到河北，再到江南的经济中心转移，南方的经济相对落后，缺乏一个能够支撑外部秩序输出的经济支撑。因此，南方的势力难以像北方那样轻易掌控越南。 3. **总结：多次出兵越南却失败而归**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多次出兵越南，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归根结底，问题并非单纯的战斗失利，而是因为建立有效的统治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战斗的成本和没有获得实际的统治收益。 出兵越南的成本确实非常高，对于中原帝国而言，越南太远，动员成本极为庞大。对于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征服越南不仅要付出巨大的战争成本，还要付出同样高昂的管理和秩序成本。 再者，岭南地区的土地贫瘠，人口不足，难以支撑大规模的统治体系。而越南这个地方，始终有着深厚的自我认同感，文化、语言上的差异，以及远离中央帝国的地理位置，使得越南一直视中央帝国为外来压迫者，抵抗情绪极为强烈。因此，即使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最终依然难以建立起持久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