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总是自豪地提及强盛的汉朝与唐朝，但对南宋，尤其是南宋的经济与社会，常常带有偏见，给它贴上弱宋的标签。然而，如果要选择一个普通百姓安逸幸福的朝代，南宋无疑是最合适的答案。

因为，鲜为人知的是，南宋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了前朝的盛唐，甚至超出了后世所称的康乾盛世。

衡量一个时代人们是否幸福，不在于建造了多少宏伟的宫殿、楼阁，也不是王侯将相立下的赫赫战功，而是在于百姓的生活是否安稳。能吃饱穿暖、生活在一个宽松安定的环境中，这才是评判幸福的标准。而南宋，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即使是强如汉朝，也经历了黄巾起义和绿林赤眉之乱；盛唐也有黄巢起义和藩镇割据；但南宋的历史上，却很少发生农民起义。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宋朝的军民依然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如襄阳保卫战、崖山海战等，展现出难以言喻的坚韧与反抗精神。

南宋的历史，从1127年赵构继位称帝开始算起，直到1279年灭亡，历时152年。虽然它始终面临外敌的威胁，但其国力与民生却展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流传百世的话，充分反映了南宋时期农业生产的繁荣。自宋室南迁后，随着人口的迁移，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人南迁的浪潮席卷而来，导致大量土地被开发，水利田和梯田得到了广泛推广。与唐代相比，南宋时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两三倍，农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唐代。

此外，先进的农业技术也随之南移并在南方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南宋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较北宋及前朝更为完备，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得到了普及。

南宋的水稻种类丰富，仅在两浙路的六七个州县，就有140多种籼稻、50多种糯稻以及其他品种，品类繁多，几乎可以满足不同口味的需求。南宋大力发展江南圩田经济和水利工程，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业产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峰，尤其是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力的飞跃，使得其农业水平远超北方。

随着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升，南宋的商品农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园艺、经济作物的种植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农业经济呈现出全方位的增长。由于人口迁移与农田扩张，租佃制也在南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度，甚至可以转行做手工业或商业，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流动性。 据统计，南宋的耕地总面积达688-700万顷，粮食总产量在孝宗时期达到1400亿斤，人均粮食达2000斤，这一数据在当时相当可观，堪比1980年代的水平。而如果以现代恩格尔系数来看，南宋百姓的生活压力远低于两汉和民国时期。

在社会结构上，南宋实施农商并重的政策，打破了历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将商业视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财富创造源泉，商业与农业共同推动社会财富的增长。南宋时期的商品交换已遍布城乡，甚至延伸到海外，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临安和成都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大都市。 南宋的商品交易形式多样，市场按商品特色分为茶市、酒市、书市等，按交易时间又划分为早市、日市、夜市等。在农村，也有草市、水市等不同的交易形式，展现出商业的繁荣。 与唐代不同的是，南宋的商税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农业税占比仅为30%，而其他朝代通常都超过了70%。此外，南宋的海上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形成了世界贸易的两个轴心，南宋的对外贸易港口数量接近20个，商船的足迹遍布地中海和东非海岸。 不仅如此，南宋的纺织业也是当时一大亮点，丝绸与麻织品的年产量达到千万匹，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和。 南宋不仅经济繁荣，政治制度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南宋的科举制度开放，普通百姓，包括农民、商人甚至屠夫，都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使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现实，宰相的权力逐渐集中，成为朝政决策的核心。 南宋时期的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土地买卖自由化促进了民事法律的发展，司法系统逐步成熟。而在学术与文化上，南宋的书院制度与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书院的数量达到473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书院发展的黄金时代。学术界，尤其是理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的争鸣，促成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化与繁荣。 南宋虽面临外忧，但它在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方面的成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辉煌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的开启之期，具有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