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2年,王安石参加了科举考试,省试时,他凭借一篇出色的文章以甲一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然而,命运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正是因为文章中的四个字,他才与状元的桂冠擦肩而过。 省试结束后,仁宗皇帝照例要进行殿试宣唱,试卷被送至皇帝面前,王安石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但当仁宗看到王安石文中孺子其朋四个字时,他的眉头不禁紧锁了一下。这四个字,不仅让仁宗心生疑虑,还让他产生了不满。原来,孺子一词在当时不仅指孩童,还带有指代太子小妾的意味,而其朋则是指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合在一起,便似乎暗示了太子的小妾们在背后暗中勾结。仁宗觉得这字面含义太过暧昧,可能带有某种隐讽之意,心中一时动了疑虑,便将王安石的卷子放到了一边。
接下来,仁宗又翻阅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试卷,原本按照惯例,第二名完全有机会被钦点为状元。然而,仁宗一看,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名字都是朝中官员王珪和韩绛,心中一清二楚。这两人虽然学识不错,但都是任子,即通过祖上荫庇恩补得来的官职,而按惯例,这样的在职官员是不被选为状元的。于是,仁宗毫不犹豫地将他们两人的名字也从考虑之列剔除掉。 或许有人会好奇,既然这些官员已经有了官职,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呢?其实,宋朝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科举真正靠自己的才学获得职位,而另一类则是依靠祖荫和恩补取得的职务,这些官员大多担任一些闲职,类似于今天的编外人员。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则意味着他们从编外正式进入了编内,得到了实权。这类官员在当时被称作任子,他们的出现也为科举增添了些许复杂性。 一至三名都未能入仁宗法眼,这样,第四名自然成了最后的选择。命运的安排往往就是这样捉弄人,正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中,第四名的考生竟然幸运地成为了状元。 这位名叫杨寘的考生,他的哥哥正是晏殊的女婿。而晏殊当时是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可以说,杨寘与朝中权贵有着密切的联系。得知自己成绩不俗,杨寘自信满满,认为状元的宝座早已属于他。在得知自己只拿了第四名后,他怒火中烧,在酒肆里大声宣泄自己的不满,怒骂道:不知是哪个卫子得了第一名!其中卫字带有驴的意思,话语粗俗无比,可见他的情绪有多么激动。然而,命运总是充满讽刺。最终,状元的头衔竟然落在了他的头上,虽然他曾因那句粗鄙的话骂过自己,但此时的他已喜出望外,心中的沮丧一扫而空。 谈到才学,杨寘、王珪、韩绛与王安石相比,确实差距甚远。王安石的才华,早已在文人圈中小有名气,而王珪和韩绛,虽然在某些领域有所建树,但与王安石的声名相比,确实显得有些平凡。尤其是王珪,虽说有些许名气,但很多时候仍是靠着孙女婿秦桧的关系才得以在朝中有所立足。 时光流转,王安石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成为了改革的主导者之一。作为改革的一部分,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科目,转而专注于以经义、论、策来选拔人才,这一改革被称为《三经新义》。王安石认为,诗赋多是华而不实,难以在治国理政中起到实际的作用,而帖经和墨义考验的不过是记忆力,形式过于刻板,缺乏灵活性和实际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许王安石在文章中写下的那四个字孺子其朋,恰恰有着某种深层次的暗示,或许正是在影射当时的一些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