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边陲，治水能臣

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金沙江如一条桀骜的巨龙，千百年来切割出深邃的峡谷，也影响着云南与内地的血脉联系。张允随（1692—1751年），字觐臣，号时斋，汉军镶黄旗人。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出任云南楚雄知府起，他在云南为官三十二载，历任知府、粮储道、按察使、布政使,雍正八年（1730年）擢云南巡抚，乾隆二年（1737年）署云贵总督，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入阁，抚滇二十载，是清代在滇任职最长的封疆大吏。云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张允随在整顿铜政、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方面建树颇丰，其倾注毕生心血的金沙江航道疏浚工程，虽未竟全功，却足为后世铭记。

“绿水青山·彩云南”水文化入展作品《金沙江月亮湾星轨》 张茂海摄于迪庆州德钦县金沙江第一湾

滇铜之重，陆运之困

要理解张允随为何不惜巨资、不避艰险地疏浚金沙江，必须首先回到清代云南的经济命脉——铜政。

滇铜之重

清承明制，实行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铜钱供应关乎国计。康熙末年以降，日本限制铜出口，国内铜源紧张，滇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雍正四年（1726年）东川府由四川划归云南，清廷“官治铜政”的力量深入滇东北矿区。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逐步停止采购洋铜，“专取滇铜”，滇铜遂垄断全国铜材市场。乾隆年间云南每年各铜厂产出约1200万斤铜，除部分供本省铸钱外，大部分作为“京铜”（专供京师宝源、宝泉两局）和“采买铜”（供应各省铸钱局）外运。滇铜外运是否足额、及时，直接关系到国家货币体系的稳定。张允随受时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力荐留滇督理铜政，云南铜矿开采与冶炼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与技术持续提升。然而，产量大增的背后，是运力不济已成瓶颈。

陆运之困

云南山高路险，陆运全赖牛马驮载。乾隆初年，云南全省可用牛马不过6万多头，且分散于87个府县，不论人力年运百万斤铜需7万多头，“而滇固已穷矣”，铜矿集中的昭通、东川等地“产米稀少”，运夫食粮供应成为巨大难题。张允随敏锐地意识到，欲解铜运之困，“非开金江，别无善策”。打通金沙江水道，将陆运改为水陆联运，是为云南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国家货币战略安全，开辟一条“一劳永逸”的通道。

云南省“绿水青山·彩云南”水文化投稿作品《长江第一湾》 杨寿福

兴农安民，水利为先

张允随并非仅仅着眼于司铜，而是与云南的农业生产、民生保障、边疆稳定紧密交织。云南“山多坡大，田号雷鸣，形如梯磴”，即使在平原也缺乏近水之区。农业灌溉极度依赖水利设施，一旦遭遇干旱，便“民无盖藏”，米价腾贵，“偶遇歉收，外省米粮，不能挽运接济”雍、乾两朝时期的云南，自然灾害频仍，抚滇20年间有记载灾害16次，其中水害10次，期间经济社会稳定，且在《大清会典事例》《清实录》《道光云南通志》《户部则例》及《张允随奏折》等史料中，未见其属僚荒政贪墨，无疑与其荒政有方密不可分，足见“上体皇意，下惠灾黎”非虚。

农田水利铺开

张允随深谙“欲重农功，必先兴水利”。早在雍正年间，他主持或推动昭通疏浚滋泥、利济、拉擦三河，灌溉恩安、鲁甸已垦之田，并附近新垦水田万亩；乾隆八年（1743年）疏浚洱海海口及子河，开宽挖深，不仅解除太和、赵州、邓川等五州县水患，还涸出海田万余亩交民垦种；筹划在昆明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等河上建闸筑坝，完善灌溉体系。系统提出云南水利建设纲领推广全省，指出应根据地形特点，或疏浚沟渠、架设木枧石槽引水飞渡，或使用水车提灌，或浚塘筑坝、设涵洞蓄泄，或疏通水口、筑堤护田。据统计，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间，在张允随主持下，全省兴修大小水利工程达110项之多，“或凿泉源，或溶河身，或置闸建坝，或开堰筑塘，均于民田有益”。

以水运促粮安

张允随力主开浚金沙江，核心目标便是“平抑米价以赈济灾荒”。他清醒地看到：“川省素称沃野，米粟之利远被吴、楚，滇省近在邻疆，向因舟楫未通，不得沾接济之益。”若金沙江航道开通，四川粮食可溯江而上，直达滇东北铜矿区及缺粮府县，在荒歉之年可应急，在平常之年则可平抑物价，保障民生。他在奏折中反复申论：“窃惟国依于民，民依于岁，岁之丰歉，民生之休戚系焉。”这种将水利交通与粮食安全、民生保障结合的系统思维，体现张允随作为封疆大吏的远见卓识。

“绿水青山·彩云南”水文化入展作品《金沙江冬季风光》

郑远见摄于云南省昭通炎山镇小田村

开凿天险，疏浚金沙江

如果说治铜和治荒展现张允随的经济民生视野，那么主持金沙江航道疏浚工程，则集中体现他敢于任事、不畏艰难的胆魄与卓越的工程组织能力。他周悉工程，亲历现场，委任能员，历时七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之下最大限度地完成此项前无古人的工程，沈德潜《张允随碑传》盛赞：“开道浚川，功在九宇”。

艰难开局 力排众议

金沙江古称丽水，为长江上游，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中段，以盛产“金沙”而得名。上游称通天河，自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岷江口称之为金沙江。长川巨浸，历朝历代均受到帝王将相的格外关注，总期望将之改造成为有益于生产生活的水利设施，或是期望借此险江来控扼一方。疏浚金沙江并非张允随首创，明代王骥、黄衷等已有提议，雍正年间鄂尔泰力倡，皆因工程浩大、争议不休而未能付诸实施。

《金沙江总图》 引自《中国古代地图集 明代》

乾隆初年，张允随与云南总督庆复再请开修，遭强烈反对：一是金沙江“石岸峻仄，水急滩险”，非人力可为，恐“徒糜国帑”；二是沿岸多土司夷寨，恐滋“汉夷冲突”，运铜船只可能被劫掠，工匠也可能滋扰地方，引发边疆不稳定。三是地方利益考量，永宁道官员担心传统的陆运路线被取代。

张允随反复上奏，力陈开江之利。一利铜运，省运脚之半；二利民生，川米入滇平抑粮价；三利边防，打破地理隔绝，加强中央控制；四利商贸，促进木材、山货等物资流通，“非但滇利，而蜀亦利”。

乾隆最终支持张允随。乾隆五年（1740年）工程获准；乾隆七年（1742年），皇帝特派都统新柱为钦差，会同张允随与尹继善实地勘测，勘测结论仍肯定了工程价值。乾隆朱批“必有一定之论，断无两可之谋”，为工程扫清最后障碍。

科学勘察 务实准备

金沙江古称丽水，为长江上游，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中段，以盛产“金沙”而得名。上游称通天河，自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岷江口称之为金沙江。长川巨浸，历朝历代均受到帝王将相的格外关注，总期望将之改造成为有益于生产生活的水利设施，或是期望借此险江来控扼一方。疏浚金沙江并非张允随首创，明代王骥、黄衷等已有提议，雍正年间鄂尔泰力倡，皆因工程浩大、争议不休而未能付诸实施。

张允随深知，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以详实的勘察为基础。乾隆四年（1739年），总督庆复就已委派昭通镇游击韩杰初步勘察，测得应修河道1300余里，险滩72处（后细分为85处）。张允随接办后分两段：上游自东川府小江口至金沙厂，长673里；下游自金沙厂至四川叙州府新开滩，长646里。

他制定“各按工程难易，分段分滩，次第修凿”的原则，创新提出上游最险蜈蚣岭至双佛滩15滩，不必强求全程通航，可在碎琼滩至石圣滩间修筑旱路两站半水陆盘驳，避开最险。这种实事求是、灵活变通的思路，大大增强工程的可行性。

乾隆七年（1742年）10月，张允随、新柱、尹继善联名上奏《金沙江上下两游全图》，图上详细标注上游52滩、下游82滩具体位置与险情，成为施工蓝图。这份凝聚着实地勘察心血的地图仍珍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金沙江上下两游全图》(从云南武定府顺流而下，到四川叙州府)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手法绘制，绢本彩绘，长77.4米，宽0.5米，也是目前国内现存中国古代尺幅最长的地图，更是较为罕见的古代内河航道修治施工图，兼具较高的绘画艺术价值。

精干团队 灵活筹资

在人力、财力、技术极有限的条件下，于蛮荒险峻的金沙江河谷组织大规模施工，对工程管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张允随交出出色的答卷。

以中下层官员为主，多是道员、知府、知县、通判等，熟悉地方，能适应艰苦环境。大量启用启用候补、革职留用、投效人员等“边缘”官员，“殚心竭力，不避艰险，不辞劳瘁，督率夫匠上紧疏凿”。专业分工明确，设总理、协理、承修、分修等职，各有专责。如迤东道宋寿图、知府陈克复总理上游；知府董廷扬、来谦鸣总理下游；游击韩杰监督江工；参将缪弘督理船筏。史料记载他们“日则奔走崎岖，夜则栖宿水次”，与工匠同甘共苦，“发给工价银米，亦无短少扣克”，保证工程顺利推进。

工程总计耗银约193,400两。张允随创造性地动用云南本省的“铜息银”（铜矿利润），未耗费国库正帑。他奏称：“滇省铜息银原为滇省修造办公之用……所办的铜息便可足用不须朝廷另拨帑项。”将工程未来节省的铜运“脚价银”作为预期收益冲抵工程开支。“以未来节省之费，摊今日建设之资”思路，颇具现代项目投资的色彩。同时，从川黔招募石匠、水手，采购粮食、盐菜、工具等，在沿江修建店房、铜房、马棚，建立补给，井井有条。

传承传统 巧夺天工

在缺乏现代机械的18世纪，工匠们依靠智慧和勇气，创造一套行之有效的施工方法。

季节性施工

利用每年旱季（农历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水位较低时集中作业。

综合治滩

最险之滩，“于历来架厢拉杆之处，筑坝逼水，将滩石烧煅椎凿，开出船路，以避中流之险。”即先用木料搭建脚手架（鹰架），工匠悬空作业，然后用火烧岩石，再泼冷水使其崩裂，最后用锤、钎、凿等工具清理。 次险之滩，“先筑坝逼水，将水面、水底碍船巨石凿去。”并在两岸绝壁上“搭立鹰架，凿出高低纤路一万数百丈”。

双佛滩离飞云渡滩十五里，系最险滩。两岸大石堆积，石根相连，水从石缝分流，溜急浪涌，自碎琼滩起至此。业经恭折，奏请改修陆路。

创新实践

在小溜筒滩，于南岸石洲中硬生生凿出一条长53丈、宽1.2—1.3丈的新河道，避开主流惊涛，名“子河”。滥田坝滩，工匠陈克复首创“圆坝法”，筑坝拦水，清除水下巨石，成功开凿辅航河道。水陆联运设计，在无法通航的极端险段，修筑旱路驿站，实行“盘坝”转运。这些技术，既有对历史上都江堰、邗沟等“火烧水激”法的传承，更有在金沙江特殊环境下的创新，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

工程成效 历史定位

历时八年（1740—1748年），跨越两任总督，金沙江航道疏浚工程告一段落，多重效益显现。铜运成本显著降低。《铜政便览》载，金沙江通航后，东川铜每百斤运泸州较陆运节省银0.634两；盐井渡线省0.33两；罗星渡线省0.187两。乾隆十年至十一年，三路水运铜斤省运费25,540余两。张允随预计年省运脚银14,500余两。运输时效性也大大提高。米价平抑，民生得济。川米沿江上溯，直达滇东北矿区。乾隆十年（1745年），金沙厂米价从每石三四两降至二两左右。盐、布等生活必需品输入增加，商旅往来日繁。边疆稳定，民族和睦。“金银丹漆僰僮笮马之属，络绎于雅、黎、嘉、眉之间”，沿江少数民族得以将山货运出交易，生计改善。物资流通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以往频发的“夷情”事件减少。张允随奏称：“苗、倮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尤为难得者，深入“夷地”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频繁交往，未发生任何“扰夷”事件。沿途设立汛哨，反倒加强清王朝对边远山区的有效统治，金沙江沿岸多为历代土司世居之地，开修工程还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未竟全功与追责

然而，工程并未达到“全线畅通”理想。乾隆十四年（1749年），户部尚书舒赫德、湖广总督新柱奉旨复核，结论为下游自四川新开滩至云南永善县黄草坪约580里航道，“实有益应留之工”，通航良好。上游部分滩险虽经修凿，仍难全船，尤以蜈蚣岭等最险15滩，“有损无益”，铜斤仍需陆运盘驳。存在靡费，上游工程耗银八万余两，但未能完全实现通航目标。

据此，工程实支约170,840两，核销193,400余两，上游靡费八万余两，以历年节省运脚银52,000余两抵补，不足28,000余两由张允随及相关官员分赔。张允随被销去纪录八次，降一级调用；布政使宫尔劝、按察使阿兰泰等被革职。这一处置既肯定工程下游成效，也承认上游局限与浪费，体现乾隆朝务实乃至严苛的审计态度。

历史评价

尽管有追责与处罚，但历史给予金沙江工程更为公允的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金沙江进行大规模航道整治。方国瑜先生所获《金沙江查勘试航报告摘要》记载，1938年荷兰水利工程师组织的金沙江试航查勘，证明其全程贯通仍不可能实现。此时距张允随开修金江已近两个世纪，西方先进技术亦未能圆此数百年之梦。后人论及，多溢美之辞。孙髯翁作《金沙江行上庆、张两制府》以颂，师范亦叹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果众志成城，自百灵效顺，天岂真靳此，而不使为民利乎？”工程价值不止铜运，更是一项集水利、交通、经济、民生、边防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所开创的“水陆联运”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张允随期间展现的不畏艰难、力排众议的担当精神，实地勘察、科学规划的务实作风，倾心为民、开发边疆的治政情怀，成为云南水利文化与边疆开发史上的宝贵财富。

“绿水青山·彩云南”水文化入展作品《金江水暖》

熊曦摄于丽江段

治水精神，永鉴边陲

张允随在云南的三十二年，是实干的三十二年。他倾注最大心血的金沙江航道工程，诞生于国家铜政的战略需求，根植于边疆民生的现实考量，得益于主政者的远见与魄力，成就于万千工匠的汗水与智慧，虽未竟全功，却实实在在地打通云南连接内地的水上动脉，降低运输成本，活跃商品流通，平抑物价，促进民族交往，巩固了西南边疆。

今天，当现代化的交通网络早已覆盖云岭大地，金沙江上高峡平湖，舟楫畅行，我们回望乾隆年间那场筚路蓝缕的开凿，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续禹力所未至”的豪情与“为万世开永利”的担当。张允随，这位清代云南的治水巨擘，他的名字与精神，已如金沙江水，深深融入西南边疆开发的历史长河之中。

供稿：厅办公室、省水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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