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已成为广东官场和社会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同治中期之后，尤其是总督瑞麟个人的偏好，戏剧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不仅是官员和富商们庆祝节日、升官、离任等大事时的主要活动，也成为了城乡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庆典活动都少不了看戏这一环节，它已逐渐从上层社会渗透到普通百姓中。

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高官们因升职、到任、离任或生日而举行宴会看戏的记载。这些活动频繁且隆重，有的仅一天，有的甚至会持续三五天。例如，同治十一年正月，现任官员的团拜会就在大佛市的善后局大厅上演，紧接着正月十六至十八，周天乐戏班便在督署上演了三天的戏，之后正月十九日，连天升戏班接着演了整整一天。正月二十日，周天乐戏班再次在大佛市为升任直隶布政使的孙观举行了庆祝演出，而同日，番禺县的知县胡鉴则在县署里上演灯戏。整整一个月，杜凤治参与了七场戏，累计时间达到十天之久。即便是在其余月份，庆典和宴会中看戏依旧是常见的内容，频率之高可见一斑。

随着上级官员的示范作用，中下级官员也开始效仿，纷纷在自己的喜庆事宜中加入戏剧表演。例如，潮阳知县张璿的母亲祝寿时就安排了三天的戏剧演出，而海关委员娄来凤则为其子考中秀才举行了长达十数天的戏剧演出。

然而，举办这些活动的花费却是相当巨大的。每次请戏班演出，一天的费用便高达200元，再加上场地、宴会、治安等各项费用，整体开支庞大。举例来说，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的诞辰庆典上，瑞麟在督署举办的三日戏剧演出便耗费了将近千金。而瑞麟去世后，接任的英翰总督的排场更大，随行人员约百人，其中包含了戏班成员、太夫人等，甚至连星、相、医等都随行。考虑到这些额外开支，费用必然更为昂贵。

那么这些庞大的花费又由谁来承担呢？通常，各级衙门会共同分担。特别是在广州，由于戏班由南海管辖，杜凤治通常负责主办这些戏剧活动，并承担约六成的费用，剩余的四成则由番禺县负责。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费用不足，两县会共同分担。比如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的现任官团拜会，瑞麟下令规定各级官员按比例分摊费用。如果还是不够，便由两县一同承担。由于这种活动的频繁性，整体开销可谓庞大，所以有时官府会向戏班要求大幅降低费用。例如，同治十年万寿演出中，两个县的政府每天仅支付40元，价格几乎是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

这时，戏班为何愿意接受这样的低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演出能否进行，完全取决于官府的决定，戏班在官府面前往往没有太多选择，简言之，生死都在官府一念之间；其次，戏班常常借此机会向官府申请增加一些民间演出的场次，以此来弥补亏损。对于中下级官员来说，他们的看戏费用通常也较为低廉，日记中记录称，一般为每天40元的费用。

此外，有趣的是，送戏已成为下属巴结上司的一种主要手段。杜凤治任罗定知州时，曾与高要知县孙铸商议为瑞昌太太的生日请戏班演出，每日费用为60元。更有趣的是，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的下属在其夫人生日时，竟也请了三天戏班。刚开始，杜凤治因碍于面子而不同意，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瑞麟的生日庆典上，省城的官员们每年都会为他送上戏班祝寿。 尽管戏班给人带来了欢乐，演员的收入也相对较高，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依旧低下，甚至和娼妓、仆人等被视为贱民。南海地区尤其如此，这里的戏班演出场面之大常常让人惊叹。日记中曾记载，石湾地区的一个戏班，三天的演出便收入了二三千金。光绪三年，官山的祭天仪式更是搭建了三个戏台，同时上演三场戏，花费高达万金之多。而一个地方一年所有的地丁额都不超过8000两黄金，可见民间戏剧活动的花费之大，常常由当地商人集资共同承担。 尽管如此，戏班的收入依然颇为可观，广州的翠山玉班头牌小旦（男伶）每年的工价便达到2500元，远高于官府高级幕客的薪资，也比南海知县的年俸还要高。但即便收入如此丰厚，演员的地位仍然非常低，甚至戏班的管理组织吉庆公所的地位也并不高。比如，同治十三年，杜凤治要求吉庆公所为疏浚河道捐款2000元时，吉庆公所却不肯捐款。最终，杜凤治派人将负责人拘押，最后才捐款1500元。这件事足以证明，即便吉庆公所有着可观的财富，作为行业的管理者，其地位在官员眼中也丝毫不值一提。 晚清时期，女演员成了不少官员的猎艳对象，戏班中的档子班尤为受到青睐。据记载，同治十一年，一些府县官员宴请海关监督崇礼时，特地点名要求要看档子班的演出，并把所有女演员请来，这也成为了当时的民间八卦之一。瑞麟每次观看戏剧时，必定要求观看档子班演出，这在广东官场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相比之下，虽然旗人官员对这一行为并不掩饰，但汉人高官虽然相对含蓄，最终也屈服于档子班的诱惑，逐渐成为常态。 在这一时期，虽然高级官员碍于身份，最多也就是在公开场合观看演出，但中下级官员却肆无忌惮，不仅观看演出，甚至将女演员视为猎艳的目标。督署前的华宁里，设有一间名为趣宜馆的地方，里面有女优陪酒，常常光顾的就是官员和幕客们。清饷局的委员张仲英便迷恋上了这里的女优，甚至因其过度迷恋而导致家庭破裂，妻子自杀。知县彭翰孙和曾海珊被称为有女档子癖，日记中还记载，他们尤其喜爱幼女，每天都泡在趣宜馆，沉迷其中，酒后失态，甚至失去了做人的体面。而另一位前南海知县陈善圻则偏爱小浪漫，杜凤治在日记中记录，他和安仔（女妓）非常熟络，经常开玩笑，甚至知道安仔的住处，安仔在他面前也常常撒娇。而知县叶大同更是把女演员采莲纳为妾。尽管《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官员若将乐人纳为妻妾，将面临严惩，但当时官场的风气已经让这一行为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为了人们八卦谈资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