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胡适,原名嗣穈(mén),学名洪骍(xīng),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
胡适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其名字系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适”字之意,其一生最为人知的事迹是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文章。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毛先生在向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早期的人生经历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20年,远在湖南长沙的毛先生曾经投寄一张明信片给胡适,当时胡适住在北京缎库胡同是8号院。信中说:“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毛泽东寄。”
胡适(右一)和澄衷学堂同学合影
实际上,令毛先生钦佩的胡适只比毛大两岁。“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倡导改良。
由于胡适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革命的态度后来越来越明朗,毛先生对于胡适也逐渐从仰慕变成了失望。尽管如此,但在抗战胜利、中共提出统战时,胡适这样的名人也是在要争取的名单当中的。
1945年4月25日,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先生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共主张。胡适却规劝中共放下武力,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参加选举。1945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和挚友,毛先生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向胡适问好。
对于这次访问延安,傅斯年的感受和黄炎培等人的截然相反。访问后,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延安见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而傅斯年却在和人交谈时评价说“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说毛先生“至多不过宋江一流”,说“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远在美国的胡适,收到傅斯年转来的问候以后,于8月24日,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先生:“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即:傅斯年)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1909年的胡适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最后,他用了“自致毁灭”一词,这显然是带有恐吓或者威胁色彩的,说明他不相信中共的势力,能够打败国民党。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在胡适电报的前两天,斯大林也来电催迫毛先生去重庆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
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中共曾经遭到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汪精卫(“七一五”政变)集团的大肆屠杀,多少仁人志士的鲜血、才让中共得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结论。此时,不论胡适“规劝”里说的“小不忍而自致毁灭”,还是斯大林号令中说的“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都是以居高临下姿态、对中共妄加指点。
要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就意味着让中共前功尽弃。这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绝对不会答应的。
不过,毛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胡适,继续努力做他的统战工作。北京解放前夕,吴晗(胡适的学生)投奔解放区,向毛先生、周恩来报告时,毛先生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1948年1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不为所动。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是胡适一直坚持“不要相信共产党员的那一套”,选择了继续追随蒋介石政权。
胡适
由于胡适顽固不化、对中共屡屡表现出敌意,使得毛先生不得不放弃对胡适的幻想。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曾经开展过一场针对胡适的批判。
在一次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毛先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对于这场批判胡适的运动,有媒体报道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的说法。他说,胡适有一次答记者问,记者问“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做事,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胡适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作为胡适研究学者的耿云志竟然说:“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这可真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主席之腹”。延安时期,毛泽东被咒骂“响雷劈死”,都没有计较;就被胡适说一句“当时的水平,考北大考不上”、然后主席就对他发动一场大批判?
欸,有些迂腐的知识分子总是习惯从私人恩怨的角度解读毛先生,这只能暴露出来他们的浅薄无知。
周鲠生是知名的国际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胡适的同事和文友。1956年9月16日,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赴伦敦访问期间,通过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陈源、给胡适带话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并不针对个人。如果胡适回去,还是会受到欢迎,并且来去自由。
胡适
但是,胡适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写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晚年定居台湾,致力于他所谓的台湾社会的改良和民主;1962年2月24日,在一个酒会上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这样的意思:在蒋某人的心里,这个反对武装斗争、推崇改良路线的胡适早就该暴卒了。如果胡适有所谓的在天之灵,当得知自己曾经寄于改良厚望的政府首脑,对自己暴卒的真实态度竟然这样,会不会觉得有点儿尴尬呢?
事实上,在蒋介石的心中,早就不止一次地对胡适做了差评:“此人实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危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1960 年 10 月 13 日,蒋介石日记)
“胡适乃文人名流之典范……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在美四年,除为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外,对于国家和战事毫无贡献!”(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日记)
再说一个事情,近来国内有一种腔调,说胡适幸亏没有留在大陆,所以得以躲过历次运动,得以善终。
慢说胡适只活了71岁,在他的好友周鲠生(82岁)、陈垣(91岁)、竺可桢(84岁)等人中算不得长寿,在他的同道熊十力(83岁)、梁漱溟(95岁)、冯友兰(95岁)、金岳霖(89岁)、冯契(80岁)等人中算不得高龄,且说,胡适在因为心脏病而暴卒,能叫善终?……
无论如何,希望持这种腔调的人都能得以善终;像或者不要像胡适这样善终,由他们自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