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帝国中国而言，河西走廊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从中原中国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的地位则显得相对不那么突出。

所谓帝国中国，最早的概念便是指的两汉，而秦朝则是帝国的起始。之后，帝国的概念被扩展至西晋、前秦与北魏等。再往后，隋唐帝国、元明清的鼎盛也都涵盖在其中。对这些帝国来说，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尤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河西走廊是连接西域的关键通道。失去河西走廊，意味着失去对西域的控制。例如，大唐帝国与吐蕃的较量便可见一斑。大唐在安史之乱后丧失了对河西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对西域的失守。

其次，河西走廊起到了隔绝胡羌的作用，尤其是对羌人的压制。西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匈奴，而西汉后期及东汉，则更多地要应对羌人的威胁。倘若河西失去控制，关中地区将不保，帝国的整体防线也会遭到动摇。

最后，河西走廊在断绝草原势力的扩张方面至关重要。帝国中国即便未能完全征服草原，至少也要尽力削弱草原力量。而控制河西走廊，便是削弱草原力量的战略手段之一。通过掌控这片土地，帝国不仅能够夺取草原的牧场，还能从远处对西域进行控制，迫使草原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上的第一次大战发生在匈奴与大月氏之间。匈奴打败大月氏，占领了青海的羌人部落，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草原帝国。紧接着，西汉与匈奴的冲突爆发。霍去病两征河西，把河西走廊打穿了两次，匈奴的力量退出了河西，而此后匈奴逐步走向了衰败。在匈奴的历史长歌中，便有这样一段充满悲怆的旋律：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随着历史的推进，河西走廊的命运与大唐帝国息息相关。大唐与吐蕃的争霸长达二百余年，吐蕃帝国意图走出高原，挑战大唐的霸权。这场历史较量从西域打到河西，再从河西打到陇右、四川，甚至云南，围绕着青藏高原展开。可惜，安史之乱后，大唐走向衰落，失去了对河西的控制。然而，大唐与吐蕃的敌对关系并没有因此消失。即使吐蕃在与回鹘的交锋中逐渐衰退，几乎同时，大唐帝国也从历史舞台上渐行渐远。

五代十国及两宋时期，中原的王朝虽时常变动，但都未能彻底控制西域。党项人曾试图主宰河西走廊，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蒙古帝国崛起，开始横扫欧亚大陆。河西走廊在此时变得异常重要，它成为了蒙古帝国与西域、乃至中亚连接的关键通道。蒙古人以此为基地，逐步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继而，明清帝国自然继承了这一战略地位。

然而，对于中原的中国来说，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并不显赫。自霍去病两征河西后，这片土地再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役。从中原的分裂局面来看，各方势力都不会将河西作为争霸的焦点，因为它与中原的兴衰关系不大。因此，河西成了一片相对平静的世外桃源。 当中原实现统一时，帝国中国对河西的控制也变得更加直接。即便是半个帝国的前秦与北魏，依旧能够牢牢把握住河西走廊。从这个角度来看，河西走廊对帝国中国而言，始终是一块战略要地。 但对于中原争霸的各方势力来说，河西走廊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现象可归结为三点原因。首先，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过于偏远，对中原的王朝来说，它属于边缘地带。中原的统治者多半无力或无心去控制这样一片土地。其次，河西一直未能诞生出具有争霸实力的诸侯，像山西、河北和河南这些地方的强者根本无法在河西立足。最后，河西地区的复杂性使得其治理难度颇大。这里不仅是草原、中原与高原交汇的边缘地带，更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管理起来难度极高。 东汉末年，董卓虽一度掌控凉州，但河西依旧没有能力参与中原的争霸。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虽然河西一度繁盛，成为经济与文化的重镇，但这并非因为其重要性，而是因为它地处边缘，局势的特殊性使其成为许多人避风的港湾。北魏的汉化进程使得他们也渴望获得河西的人才，但仍无法改变河西的边缘地位。 进入五代十国的局面，河西的地位依旧保持在边缘。十国虽然有存在感，但与河西的关系并不密切。北宋虽然统一中原，但也未能彻底将其统治延伸至河西。更进一步，河西对于两宋而言，也始终未能成为一个重要战略点，西夏虽不断试图征服河西，但却始终未能成功。原因就在于河西的治理难度极高，特别是羌人部落的强大，令统治变得异常艰难。 然而，随着蒙古崛起，河西的地位急剧上升。蒙古不仅要横扫东亚，更要征服欧亚大陆，河西走廊成为他们横扫草原与高原的必经之地。对于蒙古来说，河西不仅仅是一个通道，它承载着草原牧场的资源以及西域绿洲城邦的经济支援。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河西走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地位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帝国的中国，还是中原的中国，河西走廊的意义始终不可忽视。对汉人主导的帝国而言，河西不仅是与草原隔绝的防线，也是打开西域、控制草原的重要门户。而对于以胡人为主的帝国，河西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不仅是草原经济的支撑点，也是西域资源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