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谈到了，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导致了募兵制的出现。募兵制的实施，使得军队逐渐出现了固定的将领和士兵，进而形成了将领+士兵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任命了历史上著名的天宝十节度。这一举措标志着节度使制度的正式诞生。 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华夏问长安节度使的第二集，讲述节度使的蜕变过程！

天宝十节度的出现，意味着地方军事实力派正式登上了大唐政治舞台。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实际上，这一时期地方军事实力派对于大唐王朝的对外扩张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毕竟，将领与军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组合，这使得整体指挥方式实现了扁平化——长官随时在部队身边，指挥沟通更加高效。同时，各个部队之间的协作也变得更加紧密，大家的利益趋向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唐朝正处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时期，作为一个外向型国家，其扩张的本质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必须面对外部的压力，而边境的节度使成为了最直接的应对者。可以说，国家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需要依靠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和士兵，去维持和拓展自己的疆域。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对边境军事集团采取了扶持政策，毕竟，边军越强，帝国的边境就越安全。为了加强边境防御，唐玄宗李隆基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力下放决策。原本，节度使只掌握地方驻军的军事指挥权，但唐玄宗将地方州县的财政支配权和州县官员的监察权也一并下放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扩展，使得节度使不仅能够用地方的钱粮和赋税供养自己的军队，还能随时弹劾那些与自己不合的地方官员。节度使手握财政、军权，甚至拥有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利，形成了钱袋子、管帽子和刀把子三位一体的强大权力体系。此时，谁还能有效制衡他们？ 从这一刻起，地方节度使的紧箍咒彻底被解开，藩镇的实力在节度使手中迅速膨胀。虽然在这段时间内，藩镇的实力发展极为迅猛，但他们依旧不敢对朝廷产生任何异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变必然引发质变，而这一切的转折点，便是安禄山的崛起。

安禄山凭借着自己憨厚的外表和深藏不露的心机，迅速获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并且得到了权臣李林甫的纵容，一路高升，最终同时担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凭借这三个节度使的权力，安禄山掌控了大唐20万边军，占据了整个唐帝国边境军队总数的40%，这一数字足足是朝廷直属中央军的两倍！从这一点看，安禄山无疑已经从一个马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霸主。他的崛起，最终走向了背叛，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 唐玄宗最终未能控制住局势，安史之乱爆发了！而此时，单靠中央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安禄山的叛军。为了平定叛乱，唐玄宗不得不依靠西部的军事集团——河西、朔方、陇右和剑南等地的节度使与叛军进行抗衡。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央朝廷开始进一步下放权力。这一政策的转变，使得原本潜藏的地方军事集团开始从暗地积蓄力量转为公开行动。

可以说，在中央一度能够完全掌控的局面下，地方势力虽然表面上保持了服从，但实际上，他们早已在积蓄力量。当叛乱爆发，中央无法应对时，原本处于下游的地方节度使们开始逐渐掌控局面。如今，唐玄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控制这些地方堂主，而他们带着各自的部队，开始争夺领土。 另一方面，由于唐朝中枢急于平息叛乱，朝廷对投降的叛军和其背后的军事集团采取了极为优厚的怀柔政策。只要叛军愿意投降，就能直接成为官军，原本的部队不打散，甚至还可以继续担任节度使，继续控制自己原有的军事势力。这一政策的错误实施，导致了大量投机分子进入了朝廷阵营。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大唐的版图早已千疮百孔，最为震惊的是，藩镇的数量一度暴增，最多时竟达到了四十多个！此时，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已大幅削弱，而地方藩镇的力量则因叛乱而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整个国家进入了强枝弱干的状态，节度使成为了大唐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