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洛阳。

司马炎受禅称帝，魏室退场，晋朝建立。

整个过程出奇地平稳，没有大规模反抗，也没有足以动摇局势的反对力量。

对后世而言，这似乎是一场水到渠成的改朝换代。

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十一年，就会发现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司马炎走到皇位面前时，真正的难题早已被人解决过了。

那个人，没有当过皇帝，没有留下任何称帝的记录，却在最危险、最动荡、最容易翻车的阶段，把司马氏从篡权集团，一步步推向合法继承者。

这个人，就是司马师，西晋的奠基人之一。

父亲留下的不是权力，而是一只随时会炸的火药桶

司马懿去世，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

表面上，司马懿已经为司马氏扫清了一切障碍：

高平陵之变诛曹爽，权力尽归一门；

身为托孤重臣，名义正当；

多年对外用兵，威望无人可及。

但这些优势，有一个致命前提——都只属于司马懿本人。

在曹魏体制中，大臣的权力从来不是家族资产，而是来源于皇权的临时授权。

司马懿能专政，是因为他个人同时具备身份、威望与震慑力。一旦这个人消失，

权力就会立刻暴露出合法性问题。

而司马师，恰恰继承了权力，却没有继承威望。

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

外有吴蜀对峙，内有宗室、名士、地方重将观望。

要知道，司马懿临终前，司马师的已官至卫将军。

司马懿死后，群臣皆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很显然，这是司马懿临终前故意为之，目的是告诉群臣，司马家的权力将由儿子承接。

这在政治上，等同于公开触碰权臣世袭的红线。

因此，司马师一上台，并没有急于清洗朝堂，而是选择稳住结构。

但司马师自己非常清楚：

仅靠守成，是坐不稳这个位置的。

在三国这个用兵立威的时代，没有军功的权臣，注定会被质疑。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走出了那一步——主动寻求一场胜利，来换取执政合法性。

这一步，直接把他推向了悬崖。

一场几乎掀桌子的惨败：司马师第一次被推到悬崖边上

孙权去世，吴国内部权力重组，在司马师看来，这是一次可供利用的窗口期。

在他的授意下，魏国诸将纷纷请战，对吴用兵成为共识。其真实目的，并非单纯边防安全，而是为司马师立威。

问题是，欲速则不达。

嘉平五年正月，魏军三路伐吴，却在东兴遭遇诸葛恪亲率援军的突袭。

主帅轻敌，放松对东吴援军俄戒备，魏军大败，死伤数万，军资损失殆尽，三路进攻全面瓦解。

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而失败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损兵折将，而在于它直接击中了司马师执政的合法性。

东兴之战，是司马师执政后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却以惨败收场。

朝中开始出现追责之声，要求把诸葛诞等参战的武将下贬职位。

就在局势几乎失控之际，司马师做出了一个决定性选择。

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当众表示失败在己，诸将无罪。司马昭被削爵作为象征性代价，其余将领基本不受追究。

这一举动，迅速稳住了局面：它堵住了借机发难的政治空间，也稳住了地方将领的心态。

但东兴之败，并未就此消失。后来，毌丘俭在檄文中仍以此作为司马师“无能”的罪证。

这场失败，成为悬在司马师头顶的一把刀。

他很清楚：

如果不能用一场更大的胜利覆盖这次失败，他迟早会被清算。

机会，很快就来了。

真正的翻盘：不是赢了一仗，而是赢回了“判断权”

东兴之战后，诸葛恪误判形势，认为司马懿已死、司马师根基不稳，是伐魏良机。

他做出了一个在吴国历史上都极为激进的决定——举全国之力再度北伐。

二十万吴军压境，同时联络姜维从西线出兵，形成吴蜀夹击。

面对比东兴之战严峻得多的局势，司马师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

这一次，他没有急于决断，而是主动征询傅嘏、虞松等人的意见，精准判断出诸葛恪的主攻方向在合肥新城。

但吴军兵力雄厚，再加上姜维又出兵陇右，要想击破吴蜀联盟可不容易。

最终他听从虞松的计谋，先主力解姜维之围。击退蜀军后集中兵力大力迎击攻魏的诸葛恪。

面对强大的诸葛恪，司马师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急于解围新城。

新城坚固，本身就是消耗吴军的工具。等到吴军久攻不下，士卒疲敝，疫病横行。

待诸葛恪准备撤退时，魏军精锐出击，截断退路，大败吴军，斩首万余。

这不是一场靠勇猛取胜的战役，而是一场完全由判断、节奏和耐心主导的胜利。

从这一刻起，司马师真正完成了转变：

他不再只是司马懿的儿子，而是一个被证明具备全局判断力的执政核心。

而真正的清算，也由此开始。

名士、宗亲与权臣的生死摊牌：司马师为何必须先下手

从司马师的角度看，朝中始终存在一个潜在政治中心——夏侯玄。

夏侯玄出身宗室，又是正始名士领袖，在士林中威望极高。他本身是否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只要他活着，就始终可以被抬出来，作为反司马氏的正统旗帜。

李丰集团的密谋，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他们的目标，并非单纯刺杀司马师，而是通过拥立夏侯玄，重塑曹魏正统，彻底否定司马氏的执政合法性。

这是一套极具迷惑性的方案，一旦成功，司马师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归零。

因此，当密谋暴露后，司马师没有留下任何余地。

李丰被诛，张缉伏法，夏侯玄一并清除。

这不是情绪化的清洗，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清场。

从此以后，洛阳城内，再也没有一个能够被士族普遍接受的拥曹核心人物。反司马氏，失去了组织可能性。

而这，正是废立即将发生的前提条件。

嘉平六年，司马师废黜曹芳。

表面看，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越界行为；但实际上，这一步早已在他掌控之中。

在清洗完成后，朝廷已不存在能够组织反对的政治力量。曹芳本人，又与此前密谋集团关系密切，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更关键的是，司马师并没有随意立主。

在郭太后的坚持下，高贵乡公曹髦被迎立为帝。曹髦宗室出身，合法性充分，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合乎礼制的更替。

这一操作，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验证：

司马氏，已经具备决定皇位归属的实际能力。

废立之后，天下未乱，朝局未崩。

这意味着一个心理与制度层面的转变已经发生：由司马氏主导皇权更替，开始被视为可接受现实。

正因如此，后来司马昭面对曹髦的反抗，才能毫不犹豫；司马炎逼迫曹奂禅位，也才能几乎零阻力完成。

司马师在255年亲征淮南，击败毌丘俭、文钦，却病逝于途中，年仅四十八岁。他去世后，其弟司马昭继位。

回顾历史，司马师没有称帝，没有享受胜利果实，却在最危险的阶段，完成了最关键的工作：

削弱曹氏宗室的影响力，确保司马氏对朝政的绝对控制。

西晋建立后，司马师被追尊为景皇帝，庙号“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