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华历史长河中最后一座封建王朝的高峰。从公元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到1912年溥仪退位,前后历时整整276年。如果把时间从努尔哈赤起兵算起,又将向前推二十年。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曾涌现无数王朝,但清朝凭借其漫长的存在、广袤的疆域和对现代中国版图的奠基作用,占据了历史上独特而显赫的位置。
悠久的历史与卓越的领土拓展成就,本应让清朝成为后世敬仰的对象。然而,步入晚清时期,大清却在安逸与自满中逐渐沉沦。那段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对清朝的成见,多源于这一时期,一纸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正是这段历史最直观的见证。 谈及后满清时代,人们的愤怒往往难以掩饰。他们认为,是大清长期不思进取,才让列强蜂拥而入。当国家面对列强威胁时,朝堂缺乏果敢与信念,才导致大好河山在外敌手中支离破碎。诚然,清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际上,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并非完全坐以待毙。他们也曾尝试自强,探索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只是,由于多重原因,这些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无疑是这一历史尝试中最显著的代表。 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人因应与列强交往日增的需要,上疏咸丰皇帝,建议设立总理衙门,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从此,洋务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 洋务运动初期,可谓顺风顺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辛酉政变。奕联合慈禧一举扳倒肃顺等人,奠定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格局,而奕本人也身居要职,为洋务运动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于是,出现了恭亲王居庙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居地方的良好局面,一大批与现代工业相关的项目如江南制造局、北洋水师等蓬勃发展,显示出改革的曙光。 尽管后来奕在与慈禧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在甲申易枢之前,他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而奕之后,李鸿章等人将这一事业继续推进,使洋务运动得以延续和发展。 当社会对这场变革寄予厚望时,1895年的甲午战争惨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洋务运动的局限。自实施起,洋务运动便屡遭保守派阻挠,而甲午之败成为他们最有力的反驳理由。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最终不得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历史上,变革虽多,但其成效与持续时间息息相关。商鞅变法用十九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王安石变法虽仅六年,也为宋朝带来一定改变;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亦有一定成效。这说明,只要改革持续一定时间,多能收到效果。但洋务运动虽延续三十年,却未能拯救大清,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所谓洋务运动推行三十年,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从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到1895年甲午战败,表面上看,确实长达三十四年,但每一步改革都面临巨大的风险与阻力,尤其来自守旧势力的顽固抵制。鸦片战争后,清廷内一些人意识到军事与列强的差距,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然而,那些只会书本文化的保守派,却视此为背叛,坚决反对设立同文馆、开办江南制造局、兴建船政学堂,甚至修建铁路和建设北洋水师也阻挠不止。奕因此被讥为鬼子六,亦是此原因。 而慈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深入分析。她在许多人眼中,是保守派的代表:整天挂念祖宗家法,却背地里挥霍无度,使朝廷乌烟瘴气。然而在洋务运动上,她的态度相对支持。原因很简单:大清在列强面前节节败退,如果不改革,亡国危机迫在眉睫,而保住权力与利益,是她立场的首要考量。因此,她选择在关键时刻支持洋务运动,但这种支持并非坚决,凡触及她利益之举,她会毫不犹豫加以阻止。 洋务运动正是在这样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环境下推进的。洋务派的主张,只有一小部分在慈禧默许下得以实施。而所有支持洋务派的官员,无论朝堂还是地方,都随时面临被弹劾、被排挤的风险。这种环境,令人联想到王安石变法:措施虽多,却因不彻底、阻力重重,而未能给社会带来根本改观,甚至引发混乱。 洋务运动失败的本质,恰如王安石变法:缺乏统治者全力支持,在改革过程中还要承受猜忌与排挤。相比之下,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在强力支持和稳定环境下完成的,天壤之别可见一斑。 洋务运动,是大清历史上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救尝试。可惜,在封建思想盛行、保守势力压制的背景下,即便有三十年的时间,其成果依然有限,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