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的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虽然并非革命党成员,却被推举为都督。这一决策并非没有原因,黎元洪在政治上非常开明,对下属宽厚仁爱,在湖北的军政界声望颇高。因此,当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和黄兴又不在湖北时,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黎元洪。
起义成功后,黎元洪成为了并不符合身份的领袖。那为何革命党选择武汉进行起义呢?武汉三镇早已成为通商口岸,商业繁荣,资产阶级力量庞大。而且,武汉本地的群众基础十分扎实,革命团体活跃,且新军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军事训练,同时对清朝的腐败和压迫充满不满。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熊秉坤和金兆龙等人的带领下,迅速占领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建立了新的政府。然而,孙中山和黄兴并未在现场,于是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更为特殊的是,黎元洪并不支持革命,那为何最终会成为首领呢? 黎元洪的背景和能力为他赢得了这个位置。在辛亥革命之前,黎元洪是大清的一名忠诚的海军官员。他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校接受训练,成为一名海军人才,后来参加了甲午战争,并且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马关条约》签署后,清朝政府将甲午海战中的幸存海军重新安排部署,黎元洪被安排去南京修建炮台。在这里,他结识了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极为欣赏黎元洪的才华和文化背景,一年后,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将黎元洪带到湖北。 甲午战争后,清朝决定组建新军,袁世凯负责训练北洋陆军,而张之洞则负责湖北新军的建立。黎元洪多次赴日本考察,并在部队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最终在辛亥革命前夕,已经是湖北新军的第二号人物,影响力巨大。 黎元洪的另一大优势在于他与士兵之间的良好关系。他从不打骂下属,也不参与贪污腐败,军中口碑极好。尽管有不少革命党人,他依然心存同情,但因为他的根正苗红,前途光明,所以并不愿意参与革命。黎元洪随着张之洞来到湖北后,亲历了多次起义,但他从未主动挑起冲突,若有镇压任务,他便按命令执行,处理得也不动声色。当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的处境颇为微妙。起义成功,革命党人可能会视他为威胁而加以处决;若起义失败,黎元洪同样面临革命党人的威胁。根据章太炎和参与起义的熊秉坤的说法,黎元洪曾亲自处决过几个革命党人,但这一说法尚存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当起义的士兵找到黎元洪时,他并未逃避,而是身处部队大院内,待在自己的家中,而并非藏匿在私人住所。黎元洪知道,若起义成功,他可能会成为革命党用来祭旗的牺牲品;若起义失败,自己也有可能被绝望中的革命党处死。但当起义士兵找上门来时,他们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请求他出来主持局面。经过一番犹豫,黎元洪最终同意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 武昌起义的成功,实际上有许多偶然因素。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等人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的,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实则完全是一场意外。甚至连孙中山都未曾料到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因为起义的爆发源于一位革命党人在制造炸药时发生了意外爆炸,导致起义提前爆发。当时湖北的统治者准备不足,对起义者的反应过于迟缓,导致防守漏洞,革命党人得以迅速占领武昌。参与起义的士兵主要是一些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他们勇敢地投身革命,但事发仓促,起义成功后并未有明确的规划。由于黎元洪曾是大官,并且平时对部下友好,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为了被推举出来的领袖。 武昌起义成功后,其他省份纷纷响应,清朝政权很快土崩瓦解。然而,尽管清朝倒台,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响应起义的省份,并非出于完全的革命动机,很多地方的立宪派及旧官僚也在试图借机脱离清朝的统治。湖北的起义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摆脱清朝桎梏的机会,因此他们迅速加入了反清阵营。黎元洪的当选都督,其实并非出于革命党内部的一致决策,而是由于他与起义军的良好关系。革命党虽然抱有推翻旧统治的意图,但他们并未深入思考如何彻底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局面,这为之后的历史埋下了隐患。革命的最终目标未能明确,许多障碍和曲折的路径也因此开始逐渐显现,为孙中山的后续革命之路留下了巨大的挑战,并为张勋、袁世凯等复辟势力埋下了伏笔。